1931年，《华北日报》旗下的《华北画刊》刊登了一篇由汐翁所写的短文，题为《龟甲文》。文章讲述了1899年，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生病期间，前往北京达仁堂药店购买中药。翻看药材时，他在一块“龙骨”中发现了奇异的文字，从而意外揭开了甲骨文的面纱。

然而，2007年，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发表《汐翁〈龟甲文〉与甲骨文的发现》一文时，提出了对这一发现的质疑，认为汐翁的说法离奇且与事实不符。李学勤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911年，甲骨文专家罗振常曾对安阳小屯村的情况进行过调查，指出当地人确实把带有甲骨文的骨块当做“龙骨”出售给药材商，但这些商人通常并不收取刻有文字的骨块，甚至会将这些文字块削掉处理。对于较小且文字难以去除的块料，则被丢弃至枯井中。此外，药材商一般将龙骨研成粉末出售，而不是让顾客自行研磨。

那么，既然王懿荣并非因病在药店偶然发现甲骨文，他到底是如何接触到这些文字的呢？事实上，事情的真相并不复杂。一位山东商人将甲骨文卖给了王懿荣。更为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商人还开启了甲骨文造假的先河。随着造假的开始，几年后出现了一位民间“高手”，虽然他是文盲农民，却成功地欺骗了大量中外专家，甚至后来学界专门设立了“甲骨辨伪”学科来应对这一问题。

根据1911年罗振常的调查报告，小屯村早在30多年前便有人发现甲骨文，但当地村民对其并无太多认知，只是将其当作普通的“龙骨”出售。因此，至今我们无法确知有多少甲骨文被销毁了，这一遗憾也成为了历史的空白，人们称之为“口吞商史”。

清朝末期，金石学盛行，凡是古物上有铭文的都倍受推崇。1898年，山东商人范寿轩来到小屯村，询问是否有带字的古物，意外发现了甲骨文。但由于他自己无法识别这些文字，范寿轩未曾收购。当他来到天津时，与常年合作的王襄谈起此事，吸引了王襄的兴趣。次年，王襄购买了一些甲骨文样本，最终在1899年几乎同时与王懿荣一起识别出其中的文字。

关于这段历史，目前依然存在多种不同说法，但普遍认为，范寿轩首先将甲骨文卖给了王襄。不过，王襄因资金不足只买了部分，之后范寿轩将其卖给了王懿荣，得到了三千两黄金。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京派与津派学者对“甲骨文发现第一人”的争议。

在不同文献中，范寿轩有时被称为“范春清”或“范维卿”。如今，山东潍坊综合各种资料并实地调查了范家，最终确认“范椿清”和“范维清”是亲戚关系，其中“范椿清”字寿轩，正是范寿轩。而关于两人如何分工合作，现已无法考证，但在甲骨文造假上，许多资料指向了“范椿清”。

随着甲骨文的兴起，不仅国内学者积极收藏，许多外国学者也纷纷重金购买这类“古董”。原本一斤仅值数钱的“龙骨”，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价格暴涨，每字价值甚至达到了银二两五钱。然而，范椿清并非学者，他是一个商人，根本不关心甲骨文的学术研究，而是看中了这其中的巨大利润。因此，他开始动起了伪造的歪脑筋。

当时，虽然有许多刻有文字的甲骨文，但市场需求远远超过供给，导致了甲骨文成为一种抢手的商品。与此同时，许多出土的无字甲骨却没有人问津，这为造假提供了理想的原料。

范椿清的伪造手段并不复杂，他雇佣了刻字的能手，在无字的甲骨上刻上文字，然后将其埋入土中，等到挖掘出来时，便与真品混在一起进行售卖。由于甲骨文刚刚出现在学术界，市场上缺乏对假货的警觉，这使得范椿清顺利骗过了许多学者，赚取了可观的利润。

虽然甲骨文的材料是真的，但由于刻工并不熟悉甲骨文的文字规律，许多伪造品最终被聪明的学者识破。然而，范椿清掀起的伪造潮流并没有停止，这一波造假风潮最终催生了甲骨文历史上最为精妙的造假高手——蓝葆光。

蓝葆光是小屯村的农民，虽然他大字不识，但他所伪造的甲骨文却难以辨认。在伪造上，他采用了“自创文字”的方法，创造了许多刻着自己发明文字的甲骨文。同时，他精通刻字技艺与做旧手段，估计伪造的甲骨文数量不下于上千片。这些伪造品，凭借其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欺骗了大量中外专家。

据说，1928年，甲骨文研究大师董作宾来到安阳，对伪造的甲骨文进行了调查，并与蓝葆光交流。蓝葆光向董作宾展示了他的伪造作品，董作宾经过细致研究，终于发现了破绽。为了防止伪造品继续扰乱学术界，董作宾用自己的银元劝说蓝葆光停止伪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