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战国时期与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理解相差不大呢？这其实源于在许多历史时期，尤其是王朝的鼎盛时期，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往往表现得更为明显，朝廷的文官更专注于权谋斗争与谈判，常常看到的是各方的权力博弈。然而，在王朝末期，我们才能目睹鲜血淋漓的战斗场面，尽管如此，即便在这种紧要关头，仍然强调着“大义”和“天命”这样的理念。

但战国时代却截然不同。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充满了好战的气息。只要有机会，国家便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侵略，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如何。简而言之，就是：“你太弱了，我有兴趣了，咱们打一场吧！”

或许正是由于这段历史过于血腥和残酷，后来的史学家常常对其进行美化。比如，他们解释为这是一段人人都争先恐后追求的大争之世，是历史特殊时期的一部分，因此好战也无可厚非。又比如，大家认为小国寡民的生活压抑、困难，迫切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谁能统一国家呢？自然需要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

此外，学术界当时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未来该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各国心里都没有清晰的方向，于是便借助战争来寻求解答。通过这些解释，战国历史仿佛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性意义，尤其是由于秦国最终获得了胜利，六国的抗争故事便成了后世传颂的英雄史诗。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当地理条件允许，且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一统便是必然的结果。这种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某一位或某几位人物的行为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某个学派或多个学派的意见而有所动摇。换句话说，尽管某些观点强调大一统不应为，但一旦条件成熟，中华大地必将统一。至于欧洲，尽管生产力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地缘的特殊性，它的多国局面始终无法形成类似中国的统一格局。

理解了中华大一统的必然性，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战国历史，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更加清晰。战国时期的人们虽然未曾学过唯物主义，但他们显然能够感受到：曾经征服一个小国可能费时费力，而现在似乎变得容易了；曾经需要在战略上建立缓冲区，而现在似乎已无关紧要。这种变化让他们的侵略欲望变得愈加强烈，激烈的兼并战争随之展开。

正因为这种冲动的存在，每个国家都似乎拥有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魄。在这一时期，楚国灭掉了越国，齐国吞并了宋国，韩国击败了郑国，赵国吞并了中山国。而秦国试图吞并六国，其他国家同样也有了这种想法，关键在于谁的实力更强。经过一轮激烈的较量后，局势立即分化为两极。一方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便希望趁势而上，一鼓作气地消灭其他国家；而另一方在战争中处于劣势，则寻求结盟，先共同抵抗对方，再图恢复自身。

然而，正如任何政治联盟一样，这种抱团行为也往往是各怀鬼胎。比如赵国欺负燕国，燕国便向齐国寻求支持，然而齐国自身也有吞并燕国的野心。每个国家都在考虑如何通过打败邻国，扩大自己的领土和实力，最终形成足够强大的国家来战胜其他对手。这也是所有战国国家共同的战略意图。

我们常说博弈的复杂性，而在战国时期，最复杂的博弈无疑是多方博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便描绘了晋国的三家分晋。晋国的智氏曾一度强盛，但赵、魏、韩联合起来，一举将其灭掉。之后，赵魏韩三国也开始了内斗，魏国崛起后，秦、楚、赵、齐四国联手将魏国打败；楚国崛起后，同样遭遇秦、齐、魏、赵的四国联手打击；齐国崛起后，秦、赵、魏、韩、燕等五国联合起来将齐国打垮。而最终，秦国的强大也未能免于东方六国的合力抗击，曾一度被压制在函谷关外。

这一切实际上是兼并战的第二轮、第三轮乃至第N轮的演变过程。每个国家都渴望成为最后的胜者，但谁能最终获胜，却仍然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使得局势不断回归到“天下均势”的局面，然而，地理上的优势却开始显现出来。就像一场拳击比赛，拳王与几个略逊于他的对手对战，结果可以预见拳王必定败下阵来。但如果战斗发生在复杂的地形中，拳王便可以依靠地形优势灵活作战，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此时，如果其他对手无法一举击败拳王，他们就可能转而削弱彼此，为下一轮的决战做好准备。

实际上，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就类似这一情形。在秦始皇正式发动决战之前，秦国经历的唯一一次重大失败是长平之战。此后，秦国开始从其他国家的内斗中寻找机会，当一个国家因内乱而元气大伤时，秦国便迅速出击，捡了便宜便撤回。同时，秦国还不断收买其他国家的重要人物，像赵国的郭开等，甚至安抚其他强国如齐国。可以说，秦国的崛起，除了靠武力，也靠的是策略和谋略。

总而言之，后世读史的最大收获或许就是，真正能终结乱世的，往往不是最强的武力，而是最具战略眼光和地理优势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