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沂的旧城南部大约1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两座相对的小山岗。东边的山岗被称为金雀山，西边则是银雀山。这两座山相望，历史悠久，见证了无数变迁。

1972年4月，考古学者在银雀山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发掘出了大量珍贵的随葬物品。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钱币等一应俱全。这些文物的出土为学界带来了丰厚的宝贵资料。

经过长达两年的整理与研究，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终于在1974年完成。据统计，两座汉墓共出土了7500多枚竹简，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六韬》、《尉缭子》等13篇先秦古籍。最为惊人的是，《孙膑兵法》在失传了2000多年之后，终于再次现世。

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毛主席，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早已熟读《孙子兵法》，却未曾接触过《孙膑兵法》。为此，国务院召集了全国各地的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致力于整理《孙膑兵法》，争取尽早将这部失传已久的军事经典呈现给毛主席。

在紧张的编辑和校对工作中，整理后的《孙膑兵法》迅速送达北京。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立即要求工作人员朗读给他听。听完之后，毛主席拿起笔，批注了“围魏救赵”这一计策，称赞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参与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的考古学家吴九龙，至今仍为能够让这部失传已久的兵法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感到自豪。他回忆道：“每次想起这段经历，我都非常激动。是我们让这部兵法走进了中南海，走向了全世界，这无疑是我一生的光荣！”

作为世界公认的最具哲理性并影响深远的兵法之一，《孙膑兵法》虽然不像《孙子兵法》那样广为人知，但其作者孙膑所展现的深邃思想，仍然令人叹为观止。书中深邃的军事战略，丰富的历史背景以及鲜明的实践风格，都使得它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人，传说是孙武的后代，因兵法智谋而声名远扬。他曾因同学庞涓的陷害遭遇膑刑，但他没有屈服，而是投奔齐国，最终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并辅佐齐国将领田忌两次打败庞涓率领的魏军，赢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从而奠定了齐国的霸业。

最早记载孙膑事迹的历史文献包括《战国策》和《韩非子》。在《战国策-齐策一》中提到：“田忌为齐将军，系梁太子申，擒庞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而在《魏策二》里则记载：“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韩非子》更是首度明确指出孙膑遭受膑刑的事实，成为第一部披露孙膑受刑历史的书籍。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记载了孙膑的传奇生涯，并对其作出了评价，指出孙膑虽然极有智慧，但未能提前防范庞涓的阴谋。司马迁的这段评价，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历史的道理：一个正直且才华横溢的人，容易遭到身边小人的嫉妒和陷害。

根据《史记》的记载，庞涓在魏国受到魏惠王的宠信和重用后，曾写信邀请孙膑前来共谋大计。孙膑认为是老同学的提拔，便欣然前往魏国。然而庞涓心生嫉妒，捏造罪名将孙膑处以膑刑，并且将其脸上刺字，将他变成了一个残疾人。庞涓认为孙膑残疾后无处可去，便成为了他的手下，但他没料到，孙膑在经历痛苦后，逃到了齐国，展开了与庞涓的生死较量。

桂陵之战是孙膑为报仇所策划的一次战役，也是孙膑的军事才智得到体现的时刻。根据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公元前353年，庞涓率领魏国八万大军进攻赵国，在卫国逼近赵国时，齐国派遣田忌率军前来援助。在此关键时刻，孙膑提出了不与魏军硬碰硬的战略，建议田忌采取迂回策略，集中力量攻击魏国的战略要地——平陵。

孙膑预见到魏军必定会重兵防守平陵，于是建议田忌派遣两位将领从齐城和高唐两地进行分路进攻。这一计策正如孙膑所料，魏军果然派兵进行反击，导致了齐军的大败，且两位将领最终牺牲。然而，孙膑早有准备，他让田忌指挥轻装战车，迅速向魏国都城发起威胁，以此引起庞涓的急切反应。庞涓果然被激怒，急忙回师救援魏都。

然而，孙膑早已在庞涓必经之地——桂陵设下埋伏。魏军进入埋伏圈后，孙膑率军猛然发动攻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庞涓也在战斗中被俘。桂陵之战成为了军事历史中的经典案例，孙膑的“围魏救赵”计策被后人称为兵法中的一大妙计，至今仍对军事策略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齐军在桂陵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魏军的主力并未遭遇重创。战后不久，魏军击败了齐、宋、卫三国联军，齐国最终请求楚国调解休战。尽管庞涓被齐国释放，但魏惠王并未追究庞涓的责任，反而重新任命庞涓为大将军。

公元前343年，为了报复桂陵之战的失败，魏国太子申与庞涓一同进攻齐国。齐威王派遣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与魏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孙膑利用马陵的地形优势，设计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计策。在孙膑的巧妙谋划下，魏军再次遭遇惨败，庞涓最终自杀。

孙膑的军事智慧和谋略在后世一直备受推崇。元代诗人孟之普在《马陵道中》一诗中称赞他：“奇哉孙子智，减灶擒庞涓”；明代学者俞允文也赞美孙膑的策略：“筹荣之行，亦以其时。”自唐代起，孙膑便与吴起、尉缭等人一同，被列为武成王庙的配祀。

然而，也有学者对孙膑的军事哲学提出质疑，认为他虽有智谋，但缺乏仁爱之心。宋代诗人徐积在诗中指出，孙膑的“诈”多于“仁”，他并不具备真正的将才品质。明代的余邵鱼则认为孙膑的兵法有“诈”而无仁的倾向，这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社会风气。

孙膑的晚年并未留下详细记载，但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隐居生活的故事。据《莒州志古迹》记载，孙膑在庞涓死后，曾隐居于莒县东南的甲子山附近，直至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