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和倭寇问题，成为学界和大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很多人都在探讨明朝强盛时期，明中期的中日关系如何发展，朱元璋为何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朱棣为何没有因倭寇问题对日本进行惩罚，而勘合贸易又为何最终被终止？本篇文章将试图深入分析这些问题。

对于日本在东南海防的威胁问题，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关注。以强硬手段著称的朱元璋，曾考虑过用武力来解决倭寇问题。驻守福建的名将周德兴便曾提议，调集水师驻守澎湖，利用北风来进攻日本的倭寇，“早晚可以灭倭”。但朱元璋深知，北方的元朝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南方又有五溪蛮的动乱，因此，他最终放弃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选择，转而通过外交手段来处理与日本的关系。

1369年，明朝外交使团抵达九州岛，带去了朱元璋的严厉警告：“若日本继续为寇，我必命水师扬帆前往，直捣其国，捉拿其王。”然而，未等国书送到京都，它便在途中被九州的南朝怀良亲王截获。怀良亲王是后醍醐天皇的弟弟，个性刚愎自用，对明朝国书中的“夷狄之君长”之类言辞颇为反感，愤而处决了使团的主使吴用等五人，并将副使杨载和吴文华囚禁了三个月之久。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明朝一直错误地认为怀良亲王是“日本国王”。朱元璋因此拒绝了日本北朝足利氏从1374年开始连续六年的朝贡。明朝认为足利氏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军阀，不值得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直到朱元璋去世，明朝政府仍旧把怀良亲王视作谈判对象，并多次要求日本政府控制不断袭扰中国沿海的倭寇。然而，怀良亲王所代表的南朝政权在日本国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有限的资源和军费使他们无法有效控制倭寇的活动，倭寇对大明帝国的骚扰也未曾得到遏制。

随着对日本国内政治情况的逐步了解，朱元璋对于倭寇问题的态度愈发不屑。他自学成才，作为“马上天子”不仅创作了一首乐府诗《倭扇行》，以表达对日本乱政的不满，诗中他直言日本国王“无道民为盗，扰害生灵”。他更讽刺怀良亲王为“君臣跣足，语如蛙鸣”，表示对这场混乱政权的蔑视。

然而，尽管朱元璋深感不满，他并不打算去干涉或改造日本。因此，虽然他在诗中感慨“倭奴必会变”，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怀良亲王国书中的和平提议，将日本列为“大明帝国的十五不征之国”，意指不主动征讨这一地区。

“十五不征之国”的背景可以追溯到1369年，朱元璋命人编纂《皇明祖训》，正式宣布将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瓜哇、湓亨、白花、三佛齐和渤泥列为“不征之国”。这一举措看似表明这些国家独立的主权地位，但实际上有些国家，如真腊、暹罗、占城等，自隋唐以来便已与中国建立朝贡体系。因此，除日本和朝鲜外，其他国家事实上都是中国的传统藩属，明朝对其没有征讨的必要。通过这一政策，朱元璋试图维持外交稳定，提供足够的空间以等待国内动乱的解决，再考虑采取行动。

在朱元璋的内政改革方面，洪武年间，他对官僚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步废除了元代遗留下来的行中书省制度，建立了以承宣布政使司等三司体系，这样既能确保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防范地方势力的膨胀。同时，他还实施了卫所制度，将全国的军力按地区划分，实行耕战结合的方式，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基础。

进入永乐年间，朱棣继位后，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变化。性格好大喜功的朱棣开始试图通过与日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来扩展大明的影响力。通过派遣郑和作为使者，朱棣希望能够加强与日本的联系，并借此施加一些压力，促使日本朝廷约束倭寇的活动。在郑和的出使过程中，足利义满虽然未曾将倭寇完全遏制，但他依然表示愿意合作，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

但不久之后，足利义持继位，便不再理会与明朝的关系，并且纵容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骚扰。尽管如此，朱棣依旧没有对日本进行直接惩罚，而是通过外交手段一再提出严厉警告，并加强了中朝之间的联防。然而，随着倭寇问题的持续，永乐年间的外交努力并未带来根本性改变。

勘合贸易的恢复，是明朝与日本关系的一大进展。勘合贸易制度规定，双方必须持有匹配的“勘合符”，以确保交易的合法性。通过这一制度，明朝不仅出口丝绸、瓷器等商品，还从日本进口硫磺、银、铜等资源。尽管贸易给双方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由于日本国内不安定的政局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勘合贸易最终在明代中期遇到了诸多问题，导致这一贸易形式逐渐消失。

总体来看，明朝的对日政策深受其内政改革和外交策略的影响。尽管勘合贸易一度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重要渠道，但随着日本政局的动荡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政策最终未能持续。明朝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的复杂性和权衡，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面对的内外困境和政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