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尼的猜想

编辑｜伊尼的猜想

十九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以及随后的德国与意大利统一战争标志着欧洲统一的历史进程初见端倪。然而，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则成为欧洲历史上的最后一曲悲歌，象征着传统统一理想的终结。尽管如此，当欧洲人民终于能够实现这一理想时，欧洲及其全球环境都经历了剧变，传统意义上的欧洲统一已不再适应新的世界局势。欧洲需要找到一个能被自身和世界所接受的新一体化方案，只有这样，统一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果。

恐慌时代的一体化理想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阴影日渐逼近，欧洲人对实现一体化的渴望愈加强烈。这个时期的欧洲一体化尝试，已不再仅仅停留在理想主义层面，逐渐转向更加务实和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成为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其提出的欧洲一体化构想深受现实政治的影响。

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1843-1914）是一位奥地利女性，她在1892年的贝恩和平大会上提出了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构想，为欧洲一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的这一提案是与意大利的莫内塔（Moneta）和英国的卡佩尔（Capper）共同提出的。该提案认为，战争的威胁源于欧洲国家间秩序的混乱。如果能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盟，不仅可以创造持久的法治秩序，还能在保护各国独立的同时促进贸易利益。最重要的是，这一联盟不涉及各国内部事务，因此不会干涉它们的政治体制。

泛欧思想的启蒙

苏特纳等人提出的“泛欧”理念，给后来的泛欧运动创始人考登豪夫-卡雷尔金（Richard Nicolaus Graf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带来了深刻的启发。考登豪夫-卡雷尔金，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是奥地利外交官，母亲是日本人，这一独特的家庭背景为他未来致力于国际理解的事业提供了重要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的家庭曾居住在双语的波西米亚，后来迁居维也纳。战后的局势和君主制的崩溃使他对威尔逊计划和国际联盟充满希望，然而他很快感到失望，并决心推动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欧洲联邦。

1923年，考登豪夫-卡雷尔金出版了《泛欧洲》（Paneuropa），提出建立一个泛欧联盟，这一思想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力量。他认为，欧洲唯有联合起来，才能避免逐步沦为世界其他强国的附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退明显，相关讨论随之展开。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是其“老化”，即生物学的自然衰退。然而，考登豪夫-卡雷尔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欧洲的衰退根源在于政治体制的僵化，而非生物因素。

欧洲衰退的根源与一体化的必要性

考登豪夫-卡雷尔金指出，欧洲衰退的本质问题是其政治体系的落后，这使得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冲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他认为，只有实现政治体系的根本转变，才能让欧洲彻底复兴。技术进步让单一国家的对抗性体系显得过时，而世界大国正以联邦形式组织起来，如美洲的美国和巴拿马联盟，苏联以及英联邦。欧洲的大国也正在走向衰弱，这要求它们进行改革和联合。

他提到，欧洲的地理位置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因此从地理和文化层面上，欧洲应该联合起来。他为这一联合取名为“泛欧洲”，以区分欧洲的地理和文化内涵。在他的方案中，英国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外，因为英国在地理和政治上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而俄罗斯则因为政治制度与欧洲的民主发展背道而驰，因此无法融入这一计划。

泛欧计划的设想与现实

在考登豪夫的泛欧构想中，欧洲将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结构来维护和平，避免边界争端。他还提出了建立泛欧防卫共同体，以抵御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侵略。此外，他认为，打破内部关税壁垒，建立共同市场，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从而提升欧洲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考登豪夫的目标是让欧洲像美洲那样富裕，像瑞士那样和平。

他期待泛欧计划不仅能得到民主主义者的认可，还能赢得爱国者的支持，尤其是在微型主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这一新的政治体制将通过各国共同的繁荣与持久和平，代替过去的政体，民族文化也将通过自由交流得到蓬勃发展。

民间运动的推动力与泛欧联盟的成立

1926年，考登豪夫的泛欧运动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一次泛欧大会，来自24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与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泛欧联盟，并迅速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分支机构。这些机构凭借热情的行动，在政治家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建立泛欧联盟的计划，就是以泛欧运动的理念为蓝本制定的。

白里安提出的计划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积极反响，特别是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些支持，白里安得以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并为实施一体化的具体建议起草了备忘录，提交给各国政府进行进一步讨论。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欧洲的国际关系风格发生了显著转变，从以对抗为主的局面，逐步转向以合作解决问题的趋势。

总结与历史性的转折

民间一体化运动在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这一运动的先驱，更为政府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动力。通过民间运动的推动，最终政府积极参与，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这一过程不仅构筑了欧洲新国家关系的框架，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成功。这一运动的历史性意义，超越了政治范畴，更涉及到整个社会发展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