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广州逐渐成了西方外交官、商人、游客与当地官民互动的热土。西方的新式商品、观念和技术也伴随而来，广州的官员和市民对这些新鲜事物的接受度和反应如何呢？尤其是中下级官员，他们一方面受过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深刻理解着清朝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他们又因身处上层社会，拥有更多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因此，像杜凤治这样的人物，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

从杜凤治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广东的官员对西方新事物的态度相对积极。例如，广州设立了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等机构。而瑞麟担任两广总督时，也创办了制器厂和新式学堂，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思想。

在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的日记记载了一次特别的参观经历。他和一众文武官员一起，陪同粮道、海关监督、四营将等人，前往海珠岛参观由政府主办的制衣工厂。他在日记中写道：“同观洋人机器，用火轮自能织布、造衣之类。”这家工厂甚至比光绪二年才在上海设立的机织布局还要早，这一记录往往在许多研究资料中未曾提及，展现出当时广东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尝试。

同年五月，杜凤治还随瑞麟和一批文武官员，前往参观安澜号兵船。该船由福州船政局制造，至清末民初一直服役，是当时的一艘著名兵船。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据言造其船花费银两五十万两，工料俱精致坚固，胜于广东所制，闻有洋人去看，亦胜于外国所制。其奇妙之处在于无一洋人，皆汉人自为之，一切排场与洋人无异。”这不仅反映了官员们对西方技术先进性的认可，也表现出他们希望大清朝能够通过借鉴西方的技术实现自我强盛的渴望。

这种态度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心态有些相似。那时，许多人希望通过学习和追赶欧美发达国家来实现国家的复兴。然而，由于当时顶层设计的不完善，最终两者的历史结局截然不同，一方走向灭亡，而另一方则奋力复兴。

尽管许多基层官员如杜凤治对西方技术有着积极的态度，他们仍然未能完全理解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他们认为，西方的技术虽然先进，但多是“奇技淫巧”，并没有意识到其背后蕴藏的深远影响。例如，杜凤治第一次乘坐火轮时，深感震撼，对其精巧和神奇之处赞叹不已：“转动处物件甚多，精妙无匹。下锚、上货以及取水、磨刀锁事，无不以机关转运，不费人力，亦巧甚矣！夺造化之奇！是何鬼物，有此奇妙之想，亘古绝无”。他对洋人技术的巧妙感到惊奇，却未能深入思考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同一时期的孙中山，13岁时第一次登上火轮，也深受震撼，但他却思考到了“现代学问的无穷之可能”，并感悟到改革的必要性，种下了革命的思想。

火轮船作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后，迅速改变了原有的水陆运输格局。特别是在粤北的南雄州，火轮船的出现让原先每年可收取数万金的单船税，骤降至几千金。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予初到时，省河船只尚多，然自香港、澳门有火轮渡，中国之商船绝迹不行，而火轮船俱已大发财源矣，可恨。”这表明，尽管他认同西方技术的先进性，但他更多的是从中国传统商船的角度表达了对自身商业利益受损的担忧。

此外，杜凤治对香港的印象也充满了震撼。作为一位州县官员，他关注的是香港英国人的治安管理和城市秩序。他对香港按照现代城市标准建设的市容和秩序表示极大的敬佩，而康有为和孙中山也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过香港的影响，他们则从中感悟到社会变革的必要，并开始萌生出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

尽管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新事物涌入中国，但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并不大，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首先，价格昂贵。根据杜凤治的日记，1866年他途经上海时购买了一块手表，花费10两银子，几乎是普通百姓一年收入的总和；他刚到广州时，还曾拍过照片，花费了三洋五钱银，这个价格在当时也非常昂贵，只有相对富裕的官绅和商人才能消费得起。此外，他还为儿子购买了种牛和种资，价格也不便宜。

其次，舶来品的总量并不大。例如，根据1881年粤海关的数据，进口的棉丝品为53万两，这对于广东的几千万居民来说，根本无法带来衣物上的根本变化，而且其中一部分商品还被分销至其他省份。从杜凤治的日记中看，他并未购买过洋货或西式衣料，也没有记录请西医看病的情况。因此，尽管广州是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西方工业品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仍然有限，几千年的农耕生活方式依然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