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在不同时期经历巨大变化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无论是功还是过，都要真实呈现，不应因功而遮掩其过，也不该因过而抹杀其功绩。

五十六年前，郎溪爆发了震动一时的“武装攻城”事件，而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正是广为人知的陈文。

陈文，郎溪毕桥人，生于1902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拥有七百多亩田地和多间瓦房。年幼时，陈文便在家乡的私塾接受教育，之后进入宣城省立第八中学就读。毕业后，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通过朋友介绍，来到涛城小学任教。然而仅过了一年，他便回到毕桥。

陈文的崛起

陈文的家位于大路旁，南北商旅频繁经过，因此他早早便结交了各方人士。他的人物形象，类似《水浒传》中的柴进，平时好施恩义，帮助他人，声名远扬。在1925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郎溪局势动荡不安。这一年正月初八，陈文看到一支因战乱溃败的武装队伍经过毕桥，他便出动家中的物资，从溃军手中购买了五支长枪和两支短枪，组织青壮年雇工成立防守队伍，保卫家乡。1926年2月初四，陈文带领一支装备了13支步枪的小队，在杨具山河口成功击退了一支约30人的溃兵，开始在当地声名鹊起。有人称他为“陈大胆”，使得日后不少溃兵不敢再在毕桥附近肆意抢掠，陈文在当地积累了威望。

此时，毕桥镇的警察局长卫光斗因政权更迭而逃亡，镇上的富商、绅士及百姓为了保卫家园，推选陈文组织“民众自卫团”并担任团长。然而，陈文心怀更大的野心，想通过关系争取毕桥警察局长一职。周孝安，一个当地人，向陈文表示自己能在县政府内提供帮助，但需要陈文支付一定的费用。陈文感激不已，给了周孝安大量的“洋钱”，然而周却通过贿赂手段为自己争取了毕桥警察局长的位置，欺骗了陈文，令其心生怨恨。

周孝安与陈文的冲突

1926年7月，周孝安正式成为毕桥镇警察局长。为了排挤陈文，周宣布重组“自卫团”，任命自己的亲信何松成为团长。此外，周孝安联合地方上的一些势力，向郎溪县政府举报陈文私藏军火、图谋不轨，导致陈文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企图逼迫他交出武器。在一些同情陈文的群众帮助下，他最终得以获释，但对周孝安的仇恨也愈加深刻。

陈文的武装斗争

此时，陈文的手下在南湖一带进行武装劫船的活动。1926年10月，杜国文的船队在南漪湖遭遇土匪崔少仙的袭击，杜国文与陈文是同镇的“老乡”，因此崔少仙决定放过他。然而，杜国文反而以此为由，再次联合何松成等人向县府举报陈文是匪首，指控他指挥手下在南湖进行抢劫。郎溪县政府随即派兵前往“剿匪”，与崔少仙的土匪发生冲突。虽然双方各自撤退，但矛盾升级，崔少仙决定联合伍牙山的一股土匪再次围攻毕桥，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经过激烈战斗，土匪不仅掠夺了毕桥富商的财富，还烧毁了几户富家房屋。陈文听到枪声后，立刻躲入佃户家中，直到土匪撤退才发现自家财产未被抢走。虽然陈文并未参与此次抢劫，但县政府很快以此为借口抄掠了他的家产。

陈文的“出山”与扩展势力

由于家园遭遇打击，陈文不得不公开与土匪同流合污。为保全自己，他在南湖组织起武装，迅速扩展势力。他带领三十余人到贡村、陶村一带活动，不久后，他的部队发展到了百余人，自称为“天下第一军”。凭借办事公正，严明的军纪，陈文的队伍日益壮大，最终发展成五百多人的武装力量，并分成四个中队，组成一个团。由于陈文出色的管理和惩戒，许多人纷纷加入他的部队。尽管他们装备简陋，武器大部分为大刀和梭标，但陈文严格的纪律使得他的部队在一系列战斗中表现突出，逐渐成为当地一股强大的力量。

尽管陈文势力不断壮大，但国民党当局对他始终保持戒心。1928年3月，国民党当局策划联合剿除陈文的力量，并以陈文手下的吴佩基中队的纪律问题为由要求陈文进行惩处。陈文察觉到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暗中进行反制。他先是答应出兵惩罚吴佩基中队，随后却巧妙地破坏了国民党的计划，成功保护了自己的势力。

武装攻城的发生

1927年秋，中共郎溪县特支在当地开展了革命活动，尽管初期遭遇挫败，但他们依然坚持继续推进革命进程。为了掩护党的工作，特支决定与陈文接触，借助他的力量发动暴动，攻占郎溪县城。陈文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起初并不顺利，但他最终被说服，决定加入攻城的行列。

1928年4月7日，陈文带领五百多人的武装，按照约定的时间，成功攻入郎溪县城，逮捕了县内的敌对人物，并执行了严厉的报复。周孝安成为陈文的报仇对象，他被活活烧死。这一事件标志着陈文和党组织的关系发生了转变，陈文逐渐偏向了个人利益，并与共产党发生了分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陈文一度被国民党收编，曾试图借机谋取官职。然而，由于一系列内外压力，陈文最终未能如愿，导致他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都变得复杂和动荡。

这段历史展示了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也揭示了陈文这一人物在复杂局势中的选择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