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转折，它在许多媒体中被描述为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求是》杂志曾经评价道：“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存在一定的争议，至少并不完全准确。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并非立即取得党内和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接下来，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的经历，深入了解他何时才真正确立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举行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并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毛主席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这时他并没有获得最高的权力。在军事指挥上，依然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负责，周恩来是下达最终决策的负责人。

然而，随着红军在半个月后到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再度召开了新的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人，并决定毛主席在军事指挥中协助周恩来。此时，毛主席仍然没有获得最高的领导地位，只是在周恩来手下协助军事指挥。

直到1935年3月17日，中央在贵州苟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来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虽然周恩来是“三人团”的团长，但实际上的核心人物是毛主席。至此，毛主席真正开始成为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带领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胜利，最终实现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然而，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未立刻变得稳固。实际上，他在这段时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挑战。

第一次挑战源自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件。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本应是红军的喜事，然而张国焘因自信兵力强大，便产生了改组中央的想法。遭到中央的拒绝后，张国焘决定另立中央，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尽管毛主席多次劝说，最终未能阻止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南下，这一事件说明毛主席在党内的权威仍然不够稳固，党内还有不少人不服从他的领导。幸运的是，红四方面军最终认识到南下的错误，重新与中央红军会师，许多人也因此重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

第二次挑战则来自于王明的回国。王明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曾对党和红军造成很大伤害，当时他还身处苏联，未与毛主席发生直接冲突。直到1937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声称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他的到来得到了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欢迎。然而，王明并未意识到中国革命的严酷性，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过于偏向于向国民党妥协。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的背景，他的观点赢得了部分支持，并使得武汉的长江局成为与延安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政治中心。直到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全面肯定了毛主席的政治、军事路线。从此，毛主席在党内和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至此再也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胜利。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完全确立的，而是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积累与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