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崛起促使欧美学术界普遍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中华文明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来源于西方。这一观点，简而言之就是“中华文明来自西方”，它不仅将中华文明的根源推向西方，还无形中强化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的衰退加剧了这一理论的传播，部分学者甚至成为了西方列强文化压制中国的先锋，直到今天，仍有部分学者坚持这一立场。

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被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华文明拥有独立的源头，尤其是在山东的一处遗址被发掘后，出土的文物令许多人为之震动。这一发现首次打破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论断，彻底颠覆了西方学者的传统看法。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争议在西方有着长久的历史。早在明清时期，传教士们便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在民国初期，这一论调达到顶峰。实质上，这些观点充满了对西方文明的偏见，且是为了凸显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著名的传教士唐若望曾认为，古埃及文明沿着东移的路线传播到亚洲，中华文明是最晚出现在欧亚非大陆的。而1667年，德国传教士克尔施尔则提出了诺亚的后裔来华的观点，认为他们将文明和文字传播给了中国的“原住民”。

关于“中华文明的西方起源”，有两位重要学者的观点影响深远：首先是1758年，法国汉学家德庆提出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主张古埃及征服了中国，替代了中国的原住民，进而形成了中华文明；其次是1894年，法国与英国学者拉克伯里发布的《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其中提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黄帝跨越昆仑山来中国建立了中华文明。

特别是拉克伯里的观点在日本的推崇下，20世纪初获得了不少中国学者的支持，如梁启超、刘士培、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甚至袁世凯政府也在其国歌《中华雄踞天地间》中有所体现。这些人认为，“华州未到昆仑之巅”，即中华文明的崛起与西方的文化起源存在某种关联。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和考古证据，这些观点始终无法被彻底反驳。在这一时期，许多中国学者陷入了迷茫，甚至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信心严重动摇，以至于出现了如“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之类极端的看法。直至1920年，中国考古学科的正式成立，才让一系列考古发现渐渐揭开了中国史前文明的面纱，成功打破了西方文明的主导话语。

曾经支持西方观点的梁启超，在中国考古发现逐步增多的背景下，改正了他的观点。在1922年，他指出，早在20多年前，在长城以北发现的石器时代人骨，证明了至少在五万年前，河南地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尽管当时无法通过DNA技术确认这些人骨是否与现代中国人相符，但他承认这一发现让“中华文明源自西方”的理论受到挑战。

1928年，一项重大发现发生在山东济南的章丘区龙山镇，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遗址——城子崖遗址，开启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1930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磨光黑陶、鼎、壶、杯、人物陶等文物。最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这些文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500多年前，具有高度的工艺技术，且与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对于当时试图证明中华文明传承的学者来说，城子崖遗址的发现无疑是一场振奋人心的“甘露”。这些文物几乎完全与中国历史相关，许多形状和风格在几千年后依旧在使用，尤其是其中的“蛋壳陶”，壁厚仅约0.5-1毫米，展现了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这一发现极大地打破了西方学者的理论，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独立性。

随着城子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这一遗址属于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家所界定的第一个史前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子崖遗址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圣地，揭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1934年，山东省日照市又有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发掘出两座城市遗址，面积达到112万平方米，被认为是亚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此外，在同一地区，尧王城遗址也被发现，其面积超过了两座城市遗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都市遗址之一。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中华文明远比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更加古老和独立。

随着龙山文化遗址的持续发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展现出高度的发达程度，其风格和思想体系与当时的西方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西方学者依旧坚持他们的理论，但中国的考古发现逐渐否定了这些论调，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独立性与卓越性。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西方学者至今仍然坚持原有的看法。例如，某些英国学者认为兵马俑是受古希腊工匠的影响，甚至有些中国学者也依然站在西方理论的立场上，提出“中华文明源于西方”的观点，如“古埃及夏朝”等令人惊讶的说法，这种学术偏见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