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且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显得滞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几乎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为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我国必须打开国门，积极向西方及全球学习借鉴先进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主持国家工作的过程中，立即组织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国考察，以了解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生产工艺和科学管理方面的发展情况。这一举动标志着我们开始向外部世界积极求取知识。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首个派遣出国考察的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对发达国家人才培养经验的考察任务。这次考察不仅为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方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全面开展了改革开放，开始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但同时却面临人才短缺的困境。邓小平同志对此问题十分关注，早在1977年5月和7月，他就多次与方毅和李昌谈话，强调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党内必须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以期吸引和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面向全球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

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开始逐步实现教育现代化。比如，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了美国，并促使美国产生了教育改革的迫切需。在随后的教育政策中，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这标志着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正式开启，推动了课程设置、教学设施更新及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活动对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然而，就在这一全球教育大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教育体系落后于世界整整三十年。此时我国亟需奋起直追，虚心向世界学习。位于北京的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其前身是“文革”前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该机构曾出版《外国教育动态》杂志，专注于国外教育的研究。

“文革”期间，该学院遭受了重创，但在“文革”结束后，它迅速恢复了运作，在教育部的指导下，与其他院校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联合，翻译和介绍了多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为我国教育的重新构建贡献了力量。

邓小平关于“三个面向”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比较教育的研究者们，使他们积极展开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引入国外现代教育理念和改革经验，为我国教育秩序的恢复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育要面向世界，关键在于吸纳全球的先进科技和教育现代化经验。为此，邓小平明确指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有益的内容”。尽管当时国家的外汇储备十分紧张，但中央政府仍然拨款十万美元，从美国、英国、西德、法国和日本等国家购买了大量中小学教材，这为我国课程和教材的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教育要面向世界，不仅需要引进先进的教材和教育理念，还必须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学习，直接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78年12月，我国“文革”后首批留学生中有52人启程前往西方国家学习，其中就包括中国科技大学的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归国的留学生们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