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官制中，虽然有些官职看似相同，但实际地位却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可以从三个问题入手，探讨这些官职之间的细微差别。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左都御史与工部尚书的地位高低。第二个问题是，大理寺卿与太常寺卿哪个官职更高。第三个问题是，道员与通政司副使在同为正四品的情况下，哪个地位更高。这些问题并非读者提问，而是清代的御史在梳理官制时所思考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意识到大多数人并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通过这三个问题，御史希望能够阐明清代官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级官员等次”。简单来说，这个概念指的是在同品级的情况下，不同岗位的排序及其政治地位差异。在清代和明朝的官制中，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被分为九品十八级，这就是官制的基本等级。细化来看，除了官员的品级划分之外，还有一些非官定的差异。

首先，大臣和普通官员的区分是其中一种。根据《清会典》、《清史稿·职官志》以及其他官方文献，常常能看到诸如“三品以上大臣”、“三品以上文武大臣”或“一品大臣”等称谓。这很明确地说明，“大臣”的门槛设定在三品以上，换句话说，正四品以下的文武官员都不属于大臣的行列。作为最高层级的官员，大臣的政治地位最高，通常在京的大臣担任着各个重要部门的最高长官，涵盖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大理寺等关键部门，绝大多数大臣都是枢臣或九卿。

其次，品级相同的官员还分为大、小之别，这主要集中在三品和四品之间。根据《清会典事例》中的规定，三品和四品官员可分为“大三品、小三品，大四品、小四品”。以正三品为例，包括了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以及各省按察使。大三品包括了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顺天府尹这五个职位，而其他则属于小三品。这个细分从康熙时期就已经确立，并且写入了《大清会典》。其中，因都察院、宗人府、通政司、大理寺、顺天府这些衙门职责重大，政治地位较高，因此它们的职位被列为“大三品”。相比之下，其他部门的职官则被视为“小三品”。

大三品与小三品的区别显而易见，尤其在晋升过程中，若有缺员，通常会先从大三品的官员中选择合适人选，而只有在大三品官员中没有合适人选时，才会从小三品中挑选。这种情况就像在当前，同样是县正科级单位，财政局、教育局等权力较重的部门，相比档案局、文联等部门更有晋升优先权。因此，虽然大理寺卿和太常寺卿同为正三品，但大理寺卿的地位要高。

第三，清代官制中同品级的京官与外官的区别也非常重要。按照清代的官制，同品级的京官地位普遍高于外官，同品级的文官则高于武官，唯一的例外是各省督抚的特殊情况。举例来说，正三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通政使、大理寺卿的地位高于正三品的按察使；正四品的通政使副使、大理寺少卿的地位高于正四品的道员。御史通过查阅相关历史文献，发现乾嘉年间的引见记录中确实有不少道员晋升为大理寺少卿或通政使副使的例子，这也印证了京官的地位普遍高于外官。所以，同为正四品，通政司副使的地位要高于道员。

最后，同品级的官员如果加衔，通常会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大学士为例，有些人加了太子太保、少保等更高的宫保衔，而有些人则没有。因此，虽然大学士的职位等级较高，但没有加衔的大学士往往会在排名上靠后。大学士以下的官员如果加衔，在晋升时通常会有优先权。例如，知府若加了道员衔，或者道员加了按察使衔，他们在晋升时会比没有加衔的官员更有优势。

清代的“大九卿”即是指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六部尚书的排序则依照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进行。而左都御史和工部尚书之间的排序也有一定争议。根据吏部的规定，晋升过程中尚书和侍郎的调任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从职务简单的部门调任职务繁重的部门。工部侍郎晋升时会依次调任到兵部、刑部，再转至礼部、户部；而吏部左侍郎则可以直接升任左都御史。然而，工部尚书往往不直接调任其他部门。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左都御史的地位略低于工部尚书。

总的来说，官职的高低并非仅凭品级决定，而是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差异体现在不同部门的职权大小、官员的衔级和晋升优先权等方面。因此，清代官制的复杂性和精细化决定了官员地位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