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最为完备的一个时期，也是这一体系在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冲击下走向终结的时代。它不仅对东亚、东南亚及西亚等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还特别影响了与越南的关系。

藩属体系，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建立的东亚区域政治体系，起源于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这个制度在秦汉时期逐渐成型，到了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东亚的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藩属体系最终被取代，新的西方主导的条约体系逐步取而代之。可以说，藩属体系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内部治理的对外表现，又是影响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藩属体系的形成与东亚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人类文明迈入近代之前，由于各国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世界各国普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跨区域的交流十分稀少。中国东部是辽阔的海洋，西部则是高耸的青藏高原，北部是广袤的草原和戈壁，唯有中原地带形成了适合农耕的平原。因此，华夏民族在先秦时期就逐步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而周边的民族则多从事畜牧业，形成了游牧文化。随着这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华夏族凭借其稳固的农耕文化和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渐占据了优势。这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格局，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周边的四夷分布在其四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自秦汉以来，中国始终处于统一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并且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影响力，主导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周边国家和政权要与中国建立关系，必须向中国称臣纳贡，遵循中国的礼法体系。为了维护这一藩属关系，中央朝廷通过册封、贸易、文化交流和礼仪规范等手段，将周边国家纳入到这一体系之中，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

到了清代，随着南明政权的灭亡，清朝内部逐渐稳定，开始积极重建和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力。清朝继承并完善了传统的藩属体系，尤其对周边国家和政治势力进行了广泛的招抚，以确保清朝的周边安全。早在顺治四年，清朝便对琉球、安南、暹罗和日本等国家发出了诏谕。当时，越南境内的高平莫氏政权、宣光武氏政权、中兴黎朝和广南阮氏等四个割据政权相继存在。面对清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诱导，盘踞在宣光地区的武公惪首先向清朝表示归顺，但由于宣光武氏是中兴黎朝的附庸，清朝未对其进行册封。直到顺治十八年，高平莫氏政权向清朝投诚，并遣使入贡，清廷册封莫元清为安南国都统使，标志着清朝与高平莫氏建立了藩属关系。

尽管中兴黎朝在此时逐渐占据了上风，但由于在上缴明朝敕印的事务上产生了争执，册封问题一度拖延，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清朝才最终派使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并开始与中兴黎朝建立正式的藩属关系。清代的藩属体系，凭借严格的礼法制度，不仅确保了强大的内在稳定性和包容性，也让中越之间的关系保持了一种礼治式的协调。清代对越南的政策以“立场模糊，静观其变”为主。雍正帝时，甚至允许将属于清朝的土地划归越南，这种对边疆土地的“不争”态度展示了中国对外的宽容和智慧。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清朝的传统藩属体系在19世纪中叶逐渐崩溃。中越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碰撞中土崩瓦解。随着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传统的“天下格局”已经无法维系。特别是在法国与西班牙联军因越南禁教与杀害传教士事件发动战争，侵略越南并迫使越南签订《西贡条约》后，越南彻底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从此中越的传统藩属关系彻底破裂。

藩属体系起源于古代的分封制，其根基深植于中国的农业文明、儒家文化和强大的国力上。然而，随着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国与越南的传统藩属关系逐步瓦解，两国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压力下先后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此，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逐步过渡到近现代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揭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国家实力是塑造国际关系的关键，维护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