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18世纪，英国政府关于北美殖民地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思想冲突日益加剧。激进派认为，北美殖民地对英国而言，仿佛只是一个提供军事支持和资金的工具，是英国“帝国钱袋”的一部分。英国在防止其他欧洲列强侵占其北美领土时，未曾给予北美殖民地在帝国内部商业上的平等地位。

激进派首先指出，英国政府未曾向北美殖民地开放与英属西印度殖民地相等的商品销售市场，且对北美居民的福祉漠不关心，因此无权对殖民地征税。对于激进派来说，英国征税行为侵害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生而平等”的自由权利。他们认为，英国政府没有权利强行对殖民地征税，尤其是在殖民地没有代表参与的情况下。

其次，激进派强调，宪法保障大英帝国所有公民的自由民权。然而，英国政府却纵容议会肆意征税，从北美殖民地搜刮财产，侵犯了居民的私有财产。这一行为令激进派愤慨，因为议会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得到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代表和支持。

激进派批评议会在没有北美殖民地代表在场、没有进行公投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通过一系列高税率的法案，认为这是对大不列颠贵族的政治信条和宪法精神的践踏。相比与英国殖民商业体系结盟的保守派，激进派更渴望在大英帝国体系内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

此外，激进派在殖民地代表大会上强调，英国政府更关心英属殖民商业体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他们不满保守派支持英国当局对殖民地的商业管辖，认为北美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利益被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城市贵族阶层所剥夺。激进派愤怒地指出：“我们虽然没有保守派那样的贵族头衔，无法像他们一样享受英王的赐予，但英国政府却要强加与他们一样的进口税，而我们却没有代表，甚至连一个意见的机会都没有。”

激进派认为，英国在未经过殖民地居民全民公决，且未听取北美殖民地代表意见的情况下，单凭议会的决定便决定了殖民地人民的命运，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封建专制的独裁特征。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前半叶，英国在北美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并通过设立政府机构进行管理。当时，英国本土的清教徒尚未获得国教的正式承认，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中许多信奉清教，并注重子弟的教育和政治参与。为了支持英王对北美殖民地的管治，英王授予一些清教徒精英不列颠爵位，使他们成为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监管者和顾问。

这些来自英国本土的清教精英成为北美殖民地的保守派。他们自认为与占据欧洲旧大陆统治地位的天主教贵族相比，在宗教和法理道德上更为优越。对于激进派在议会就英属东印度公司茶叶税进行抗议，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举动。

在一次全体殖民州大会上，保守派当众质问激进派：“难道就因为你们心怀不轨，我们就该出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放弃我们祖先辛苦打拼来的财产吗？”他们反驳激进派对英国征税权的指责，认为爱国者的观点是对英国管治不公的过度反应。

保守派坚信，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管制是上帝赐予清教徒的“最美好的祝福”，只有英国能够保障他们的私有财产，确保居民安定生活。面对英国政府要求镇压北美殖民地反叛言论的命令，保守派伯克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北美殖民地恢复平静，并认为殖民地的愤怒与议会征税权无关。他指出，若爱国者仍认可宪法的最高权威，则有可能与激进派达成和解。

伯克在议会中问道：“难道我们不该为殖民地人民的幸福做些什么吗？这不正是我们的责任吗？”作为法学家和政府发言人，他继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并指出，尽管法律可能允许某种做法，但作为贵族的责任感要求他们做出更合乎道义的决定。

与此同时，激进派对英国政府在没有征求北美殖民地意见的情况下，通过《魁北克法案》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该法案允许加拿大的天主教居民继续信仰宗教，激进派视其为对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压迫，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在维护商业利益的同时进行的重大历史倒退。尽管保守派也对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表示失望，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英王大臣的贵族身份和荣耀。

托马斯·李唐顿勋爵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议会将宪法的权力下放给殖民官员，违反了不列颠贵族的道德义务。他表示，英国在争夺加拿大殖民地后，竟未遵循宪法程序，而是通过英王的私人命令发布《魁北克宣言》，并对当地天主教徒实施宽容，这不仅在宗教上伤害了北美清教徒，也显露出英国政府独断专行的殖民专制统治。

李唐顿强调，英国应通过议会承认加拿大殖民地居民的“天赋人权”，而不是由英王直接颁布宣言。他认为，这种行为玷污了不列颠贵族的高贵身份和荣誉。

尽管激进派和保守派都对英国处理魁北克问题表示不满，但他们的立场和关注点各不相同。激进派担心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商业利益而在宗教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会成为专制暴政的开端。而保守派则更关心英国贵族身份的维护，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遵循宪法约束，以保障贵族的道德荣耀。

随着殖民改革即将结束，爱国者强烈反对虔诚派关于让世袭贵族担任殖民机构官员的建议，认为这是为了保护殖民地统治权不被低层社会夺走。爱国者表示，如果他们无法在帝国体系内获得平等的商业机会，或许与其他强国建立商业关系更为明智。

虔诚派则认为，世袭贵族最能维持殖民地的秩序，他们具备对管理权威的特定理解，且会因担忧失去商业利益而更加关注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爱国者和虔诚派之间的矛盾表明，北美的政治思想逐渐趋向于对帝国制度的不同看法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