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国家的统一标志着皇帝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地位确立。那时，国家一切权力几乎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权凌驾于所有其他权力之上，生杀予夺、决策事务，皆依皇帝个人意愿与情绪而定。

虽然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袖，但由于其精力有限，单凭个人的能力和时间来处理政务是难以应对庞大政务的。所以，为了维持国家运作的顺畅，皇帝不得不将一部分权力分配给他人。通常，这个权力的分配对象是朝廷中的宰相，因此宰相所拥有的权力被称为“相权”。

“宰”和“相”二字最初源自周朝王室的家奴，这些家奴主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因此，早期的宰相有私臣的性质。随着历史的推移，宰相逐渐转变为外朝的官员，这意味着相权来源于皇帝的任命，而非政府、人民或法律，因此，相权与皇权一直紧密联系，互为依存。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宰相的权力往往过大，导致了多次宰相与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正因如此，皇权和相权之间的争执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王朝的两千多年历史。

明朝的建立带来了对宰相制度的重大变革。明太祖朱元璋为集中中央权力，加强君主专制，废除了宰相制度，并在“胡惟庸案”中大力打击权臣。然而，废除宰相制度后不久，朱元璋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弊端，最终他恢复了类似内阁的机构，并将其作为辅政工具。

那么，内阁如何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赋予了什么样的权力呢？内阁制度在明朝逐渐形成并成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机关。宰相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宰相由皇帝任命，权力依附于皇帝，宰相的升迁与否都受皇帝喜怒的影响。尽管如此，宰相却处于“权力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

宰相的角色不仅仅是协助皇帝治国，他们也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历史上，宰相与皇帝之间的复杂关系，令许多君主感到棘手。汉朝的三公九卿制、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皇权与相权，实现了相对的权力制衡。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明朝仍继承了元朝旧制设立了中书省，并通过任命左右丞相来辅佐朝政。然而，宰相的过度权力可能会削弱皇权。此时，宰相胡惟庸的独裁风格和与朱元璋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朱元璋的忍无可忍，在洪武十三年大肆整治，废除了丞相制度。至此，中国实施了长达千年的宰相制度终于被终结，进入了以君主为中心的专制政治。

虽然废除了宰相制度，朱元璋独揽大权，但随着治理负担的加重，他于洪武十三年设立了四辅官以协助管理。然而，由于效率低下，他又在洪武十五年召集了大量大学士来辅佐处理政务，从而为内阁制度的雏形奠定基础。后来的朱允炆和朱棣也沿袭了这一制度，将德才兼备的官员近身辅政。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内阁制度逐渐完善，票拟制度也日益成熟。

内阁制度在明朝中晚期进入了巅峰时期，尤其是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嘉靖皇帝本初时积极改革，但他沉迷道教和追求长生，渐渐疏远政务，将大权交给内阁。此时，严党主宰朝政，内阁权力几乎达到了巅峰。然而，严嵩因常常迎合权力，谋取私利，内阁也因此被染上了不良名声。

当万历皇帝继位后，由于年幼无力执政，实权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张居正有着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如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土地清丈等，有效缓解了明朝面临的阶级矛盾和财政危机，使国家走向了一个新高峰。然而，随着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的懒政使得内阁的权力开始衰退，国家的治理也逐渐陷入困境。

随着万历皇帝晚期的懒政，许多内阁成员因无法施政而选择辞职，导致内阁的效能大幅下降。后来的皇帝如朱常洛、朱由校、朱由检频繁更换内阁成员，导致内阁的治理能力进一步削弱。最终，随着明朝的灭亡，内阁制度也随之消失。

内阁制度，作为皇权集中制的一部分，最初主要以辅助皇帝治国为目的。它作为一个皇帝的咨询机构，在早期并不具备直接的行政职能，仅起到一个信息反馈和决策支持的作用。然而，随着内阁的演变，内阁不仅仅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的桥梁，还在实际操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尤其在皇帝懒政时，内阁成为了维持政务运转的关键。

尽管内阁为皇权服务，也起到了辅助管理的作用，但其缺乏真正的执政合法性，权力始终受到皇帝的限制。内阁中的许多人虽然出自翰林院，学识渊博，但缺乏足够的政治实践经验，往往表现为书面化、保守的治理风格。即便是有才如张居正，也无法摆脱内阁权力结构的限制，最终未能真正突破皇权的束缚。

总结来看，内阁制度对皇权的集中和君主专制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内阁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导致宦官权力膨胀、推动皇帝懒政等问题，但它对明朝政务的运转也起到了必要的补充作用。因此，从整体上看，内阁制度是明朝王朝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