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尤其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冶金术、文字以及城市的诞生通常被视为判断文明是否诞生的三大标志。因此，很多中国史学者将夏朝的建立视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夏朝之前的历史阶段则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时期。其实，早在古代史学家撰写历史时，便有类似的观点。例如，中国历史上首部通史《史记》在描述历史时，便以《夏本纪》为起始，且将夏朝之前的历史称为“五帝”时代，特别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在司马迁看来，五帝并不是某个政权的名称，而是指一些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而且，五帝的故事中包含了许多无法考证的成分，因此无法被完全确认。不过，即便是在中国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夏朝这一国家文明的开端，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者，却并未给予充分的认可。英国《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官网曾这样描述夏朝：“至今，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夏朝是神话，但很难解释为何出土的实物证据与这种说法相矛盾。那些认为夏朝真实存在的学者同样面临困境，因为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处夏朝的遗址。”

这种描述已算相对客观，但《剑桥中国上古史》甚至因“夏代历史和商代历史的可靠性不同”而没有为夏朝设立独立章节。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不是夏朝的证据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最初的二十年里，它一直被认为是商朝的西亳遗址。直到1983年，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学者们逐渐接受了“二里头即夏都”的观点。后来，著名考古学家邹衡通过对商文化的深入研究，识别出二里头文化与河北先商文化之间的显著差异，并证明前者的时间要早于后者，最终得出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属于夏文化的结论。

然而，二里头遗址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足，至今未能发现能直接证明其为夏朝遗存的物证，尤其是与夏朝文字或君主相关的物品。即使是《夏朝周断代工程报告》在论证二里头遗址性质时，也只能通过旁证法进行推测：首先，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与文献中关于夏朝都邑的描述相符；其次，二里头遗址的存在时间与文献记载中夏朝都邑的历史相吻合。因此，西方在描述夏朝时，通常使用“传说”或“神话”之类的字眼，甚至有些资料直接从商朝开始叙述中国的历史。

如果夏朝在西方被否认，那么中华文明史也就无端地失去了1000年，历史追溯的起点只能回溯到商朝大约3000多年前。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得到了全球的认同。专家们表示，良渚遗址的成功申报，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证明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的重大贡献。

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和遗址的独特性为其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有力支持。距今5300年的良渚文明已经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良渚这个古代政权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且它的历史起伏颇为奇特：它在约5300年前崛起，却在约4300年前急剧衰落。二里头遗址尚能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做某种程度的关联，但良渚遗址却缺乏类似的直接证据。

那么，为什么距今4000年的夏朝不被西方学界认同，反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得到了世界认可呢？一方面，夏朝作为自称的政治实体，它的历史验证需要考古发现与文献支持；而良渚则作为考古学界确认的文化实体，考古遗址中展示出的文明特征使其得以被认定为国家文明的一部分。尤其是二里头遗址缺乏直接指向夏朝的证据，这导致其身份验证更为复杂。

而良渚文化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特征也为其得到认可提供了有力证据。良渚古城外城面积达到620万平方米，相当于8.6个故宫，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甚至设有庞大的贵族居住区。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古城周围修筑了长达十几公里的水坝。这样庞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社会资源调配能力，暗示了良渚文明的复杂性和强大的社会管理能力。然而，在遗址内并未发现农业生产的证据，反而在上海和苏南等地的良渚次级聚落中有农业遗存，表明良渚的统治者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体系，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权。

良渚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及出土的诸多考古遗址，充分证明了其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从二里头到三星堆，再到最近的西周墓葬，良渚的玉文化和其他文明元素不断被发现，显示了它在中华文明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良渚文明成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标志并非偶然，它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西方为何不承认夏朝却认可良渚？答案或许在于国家的先见之明。陕西考古发现已证实，良渚在华夏文明圈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