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志杰

著名报人孙伏园在业内被称为“副刊大王”，或许因为孙伏园办报，尤其办副刊成就卓著，以至于人们对他所从事过的其他职业有些忽略，如孙伏园执教齐鲁大学一事，便是如此。虽然说者皆言辞凿凿，但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史料或记录者，少之又少；言者多采用笼而统之的叙事文法，以“曾执教齐鲁大学”一笔带过。

抗战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图为当时的华西校园。

孙伏园执教齐大的时间节点

《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是一本记述孙伏园先生的专刊，名为《孙伏园怀思录》，出版时间是1994年，总169页，冰心先生亲自题写书名。看书先看序，该书的序言有两篇，一篇是“序”，撰写者为时任绍兴县委副书记兼县政协主席李会鹏。另一篇是“代序”，题目是《中国副刊的革新者孙伏园——以此纪念他的一百周年》，作者是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的陈漱渝先生。两篇序中有关孙伏园任教齐鲁大学一事，李文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执教于齐鲁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等”这样的表述。陈文则是“抗战胜利后，孙先生先后在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重庆平教会乡建学院等校执教”，几无二致。

孙伏园

《孙伏园怀思录》中文章的作者既有孙伏园的次子孙惠畴，也有长媳华静、三子孙惠连、幼子孙惠南，更有曾经一起办报的同事，在重庆平教会共事的同仁，以及他的学生、同乡、亲朋好友和孙伏园研究者。他们在文中提到孙伏园在齐大教过书的没有几人。

曾于1941年到抗战胜利一直在重庆与孙伏园编辑《士兵月刊》的玄云，本名堵述初，在《忆孙伏园先生》一文中写道：“1945年9月，孙先生应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长汪德亮先生之聘，到华西大学教书去了，我则离渝赴宁……”并没有提孙伏园到齐大教书这事。孙伏园三子孙惠连在《忆父亲》一文中说：“1947年，父亲在成都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但是，齐鲁大学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9月，已经陆续回济南复校。

倒是孙惠连在另一篇文章《君问归期未有期——记孙伏园在四川十年(1940—1949)》中，有这样的文字：“抗战胜利后，父亲应成都齐鲁大学聘，从1945年至1946年暑假，任中文系主任，学校迁回济南，父亲被华西大学留住任课，这工作一直到1949年暑假。二校均在华西坝，历时四年。”遗憾的是，也仅仅如此，没有其他更为详细的描述。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以“越文化研究丛书”为总目的《孙伏园评传》，作者是吕晓英。本书按时间顺序，在第七章《往来于蓉渝间》的第四部分，以《大学教师》为题，专书抗战胜利后孙伏园在成都的四年时间任教于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校的简况。书中写到，抗战胜利后在四川的外乡人多愿回战前工作过的地方或故乡，孙伏园却暂时滞留在四川，那时候朋友们见到他问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东下出川。他也自我解嘲：“我才不走呢，大家都走了以后，四川就不挤了，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四川的名胜游遍，然后再作出川的打算。”当时，友人求他写条幅，他写得最多的内容就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孙伏园内心的真情流露，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是，有关孙伏园执教齐大的具体时间同样并不清晰。

孙伏园与汪德亮的交集片段

其实，抗战胜利后，孙伏园之所以没有立即撤出四川，除了人多、交通拥挤不堪之外，还有一个困扰着他的问题，那就是当时面临去哪里的选择。1945年9月，中外出版社分别迁往上海、北京，孙伏园所主持的《士兵月刊》以及相关办事机构被撤销，他不愿听候新的安排，恰在此时，抗战伊始从济南迁往四川成都华西坝办学的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汪德亮，邀请孙伏园到齐大任教，并担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

汪德亮何许人也？他与孙伏园一样，都有一段在晏阳初创办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平民教育的实践活动经历。

孙伏园在前，入会工作的时间是1931年5月，那时他刚从巴黎留学回国，便应晏阳初之邀到河北定县任促进会平民文学部主任，编辑读物《农民报》，平民学校课本《千字课》，还完成了两册50多万字的《定县秧歌选》。抗战前夕，孙伏园与平教会的一些同仁转移到长沙，并于翌年初担任湖南衡山实验县县长，一年后辞职。1940年底在重庆执教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很快又离开“育才院”到《中央日报》以主笔名义主编该报副刊。

汪德亮是广东人，1901年出生，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曾经留学美国彼得堡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学术研究两年。1931年回国后曾任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湖南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40年7月入职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担任育才院专科主任兼秘书主任。

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抗战胜利后，孙伏园应汪德亮之邀到齐大文学院出任中文系主任，那么汪德亮是什么时间离开乡村建设育才院转投齐鲁大学的呢？根据齐大相关资料推断，汪德亮入职该校应该是在1945年8月吴克明出任校长之后，也就是说，汪德亮与孙伏园是前后脚进入齐大的。

孙伏园离开齐大的原因简述

汪德亮入职齐大的时间当在1945年8月前后，孙伏园到齐大的时间比汪德亮只晚不早，因为是汪到齐大任文学院院长之后，才邀请孙出任中文系主任的。孙伏园在写给友人林辰的两封信中提到他是“被友人拉到齐大任教”的。那时的大学一级院长是有权决定系主任人选的。

第一封信，写于1946年1月10日，孙伏园正值齐大任教。但当时西迁四川的各所大学都开始了回迁工作，孙伏园必定耳有所闻，因而有“个人行止，可以有简单奉告，将来在沪在平，抑或到济南，均未决定”的犹豫。齐鲁大学着手复校回济南是在抗战胜利不久，学校即派相关人员回济南进行接收校园事宜，不久又派教务长孙恩三与医学院院长杜儒德返抵济南，主持各项工作。在成都的学生也于1946年八九月间陆续返回校本部，10月1日开学上课。不能即刻回校的学生暂在成都各大学借读。

抗战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图为当时的华西校园。

孙伏园致林辰还有一封信，信中说了几个关键词语，第一，“弟此次被友人强拉到齐大任教，事出仓促，故未写信奉告。大约精神道义上必须帮忙到底，而弟在重庆多角生活，彼等亦能谅解。”第二，“齐大搬回济南后，弟决心帮忙三年五载，以读书，以写作，于人于己，均可两利。”第三，“齐大迁鲁约在明夏，中外迁沪或在年底年初，一切须弟回渝后再作道里。”

齐大复校之初，包括汪德亮、孙伏园在内的个别教师并未随大部队返回校本部。但是在1946年度第二学期学生毕业考试委员名单中，依旧有文学院院长汪德亮、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孙伏园的名字。当时大学实行小学期制，半年分上下两个学期，中间有短暂假期，第二学期应该就是当年寒假结束前的学生考试。这时候应到年底了。也就是说，直到1946年底孙伏园依旧是齐大文学院中文系主任，至少在相关文件中是这样的，虽然他仍旧滞留在成都。

补充两则简短消息，可能对于判断孙伏园与齐大关系有些帮助。一是，1947年12月28日，齐鲁大学成都校友会在蓉明湖春举办新春联欢会，40多名校友参加，邀请曾任母校教授多人莅临指导。张国安、孙伏园、张鸿基、陈耀真等教授相继致辞，恭祝母校84周年生日。二是，1948年10月31日出版的《齐鲁大学校刊》第六十八、六十九期合刊，发布简短消息：“孙伏园先生，在蓉曾任该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闻已由蓉启程来杭，大约最近即可到校服务。”因为战事，齐鲁大学于1948年7月南迁福州、杭州，其中医学院迁至福州，文学院、理学院及校本部迁往杭州，借住云栖寺办学。因此有“由蓉启程来杭”的说法。

此时战事已起，孙伏园由蓉到杭并不容易，且不久之后的1949年4月，齐大文、理学院及校本部，在吴克明校长的带领下，返回济南。可见，孙伏园虽未能如愿重返齐大讲台，却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最后做个梳理，孙伏园1945年秋入职齐鲁大学，此时可定。1947年秋在汪德亮确定离开齐大之后，孙伏园因滞留成都同时确定离开齐大。其间，孙伏园曾在华西大学兼职，1948年10月，传闻孙伏园将回齐大，终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