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世本》记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缯。”中兴夏朝的少康有九个儿子，长子继承王位，而次子曲烈则被封于缯地，从而建立了“缯国”这一小国。

少康将曲烈封于缯的决定，缘于缯国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缯地位于南阳方城，地理上毗邻江汉平原，且通过随枣走廊能迅速抵达南阳盆地。因此，少康赋予曲烈重要的职责，要求他在此设立防线，《左传》有记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显然其目的在于防范江汉平原的三苗势力，确保夏朝政权的安全。

《国语》记载称“杞、缯则大姒”，意思是杞国与缯国均为姒姓，夏禹的后裔。因此，从少康封国开始，直到缯国被楚灭，缯国的存在历时约1400多年，传承了这段历史。

西方学者否定夏朝存在的理由之一，是缺乏“字证型”证据，他们认为缺乏实物证明。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古缯国遗址的考古中，发现了文字证据，这不仅验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性，还进一步证明了夏朝的历史并非虚构。

根据古史的记载，缯国与南阳的申国接壤，位于南阳方城的缯关一带，因此缯国的都城应该在方城一带。考古学家在方城县南部的八里桥附近发现了古缯国的都城遗址，这一发现至关重要，尤其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首先，考古发现表明，八里桥遗址出土的所有遗物，没有夏朝之前的遗迹，这说明这个文化并非本地自然演化，而是外来文化。经考证，遗址的年代与少康封曲烈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十分相似，显示出它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分支。

其次，八里桥遗址的规模达100万平方米，属于当时非常庞大的聚落，可能是当地的中心部落区。而且，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且精美，例如石钺、玉斧以及圆柱形的祭祀陶器等，这些都表明这片区域有着强大而高规格的力量。从这些考古资料来看，无疑证实了夏朝分封诸侯的历史。

从方城到偃师的高速公路全长约250公里，两地相距并不遥远。夏朝在此设立一个国家，显然是为了控制随枣走廊的通道。而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也证明了夏朝必然要在此地封重要人物。因此，这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少康封曲烈的历史。假如能有“字证”材料的补充，这一切将更加完美。

在八里桥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四件文字材料，包括陶盆残片、陶且（祖）以及卜骨上的“刻划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卜骨上的文字刻划现象表明，商代的甲骨文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源自夏朝的传承。在其中两件陶盆残片上，刻有“曲钩形”符号，而这个符号反复出现，强调其重要性。更为显著的是，这种符号在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商代的甲骨文以及金文中都有出现。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蔡运章等学者考证认为，这两个“曲钩形”符号应当是“曲”字的早期形式。

根据学者的研究，古代的陶甑（蒸器）代表着“曲”字，且“曲”与“烈”有密切关系，因为在使用陶甑烹煮食物时，火力足够强烈使食物变得软熟，因此“曲”字可能与“曲烈”这个名字有关。也许，这也是缯国名叫“缯”的原因之一。最初该地可能被称作“曾”或“甑”，但后来由于丝织品产业的发达，才改称“缯”。

总结来说，八里桥遗址中发现的“曲”字，不仅确认了姒姓曾国始祖为曲烈，也证实了该地正是姒姓曾国的发源地。

最后，关于夏朝的讨论，以下三点仍值得注意：

首先，西方学者曾认为夏朝是周朝虚构的，用以证明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但如果夏朝真是周人所创造，那又如何解释杞国、缯国等夏朝后裔的存在呢？

其次，古缯国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中国史书的可靠性，也证实了“少康封曲烈于缯”的历史事实，并进一步推翻了夏朝虚构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