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许多朝代的官场中官员众多，既有做事的也有不做事的。进入官场后，不论职位高低，都能享受富贵荣华，而那些担任官员助手的人员也能够从体制内得到诸多好处，至少除了上级外，没人敢对他们不敬。这样庞大的官僚体系在运作时常显得缓慢低效，效率不高。那么，为什么不裁减冗员，精简机构，以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百姓呢？

古代的官员大多出自书生阶层，他们经过多年艰苦的读书生涯，甚至有些人要十年磨一剑，才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做了官员之后，便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获得的不容易，难得的机会不会轻易放弃。在隋唐之前，科举制度尚未建立，士族阶层的人往往家族世代做官，不需要读书也能升任高官，导致朝堂上腐败严重，甚至出现了“指鹿为马”的现象。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民间的知识精英终于可以通过考试步入官场，协助皇帝治理国家。然而，书生的成长过程极其艰难，几乎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农民如果希望改变命运，至少要三代人积累财富供养一名书生，而这名书生能否考取功名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考中了的书生可以做官，而考不中的则只能等三年再考。许多人一考一辈子都未能考中，甚至有些人因考不中而选择自杀，或者因羞愧无颜见亲友，转而去谋生。那些成功考中的书生很快会适应官场规则，迅速站队，选择站在最有势力的那方，给上级送礼，提拔大量的办事人员。这些办事人员往往是来自官员家族的亲戚，而不是外人。可以说，书生能考中，除了家族的资助，宗族的支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考中的书生回到官场后，会优先选择宗族中的亲戚作为助手，而不轻易挑选外人，这种现象也正是“家族得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写照。如此一来，衙门里的办事人员迅速增多，衙门也开始人满为患。

在这些衙门办事人员中，除了领取官府的俸禄外，许多人也在谋取其他经济利益。很多办事人员没有正式编制，实际上属于临时工，靠临时的工作谋生。如果想要获得固定收入，就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额外的收入。此外，一些衙门可能采取自收自支的方式，解决部分临时工的工资问题，这使得办事效率变得更加低下。随着办事人员的增加，原来一个官员需要二百个农民来养活，现在可能只有二十个农民就能支撑起一个官员的开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农民的负担会越来越重，最终可能导致他们失去耐心，出现逃荒、揭竿而起的情况。当局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依赖基层的办事人员来收税和维持国家的运转。然而，真正支撑国家运转的，往往是这些基层农民，而不是那些位居官场的低层官员。

衙门内部事务繁杂，仅靠官员个人是无法应对的。衙门处理的事务众多，涉及审案、治安、农业、手工业、商业、矿业、交通、水利、税收、征兵、徭役、剿匪等多个方面，单靠一个官员是无法兼顾的，必须依赖一大批下属来帮助处理。然而，这些下属并非全都是正式的官员，很多人是临时雇佣的闲散人员，甚至不乏政治掮客。在衙门里，原告和被告往往成为权力游戏的受害者，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这些现象的发生，正是这帮无编制人员和部分官员的行为所促成的。皇帝对于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官员按时收税、保证财政收入，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至于官员是否存在贪污、截留，办事人员是否存在腐败行为，这些则被忽视了。为了保证税收、兵员、徭役等基础工作顺利进行，尽管管理成本很高，皇帝仍然选择不裁撤这些冗员，哪怕他们多是临时工，也不愿轻易解雇。因为这些人多依赖体制生活，知道其中的规矩，了解皇帝的喜好，明白民众受的压迫和剥削，但却不能公开反对，只能“助纣为虐”。如果裁撤大量临时工，意味着要得罪一大批在体制内混饭吃的人，他们可能揭露官场的黑暗，甚至联合起来造反。因此，尽管官场内大量的办事人员并不是真正为民众服务的人，他们却成为了体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不过，体制内的人手实在过多，皇帝也不敢轻易裁撤。

明代崇祯二年，御史毛羽健和刑科左给事中刘懋建议裁撤驿站，认为驿递人员庞大，积弊严重。然而，裁撤驿站却引发了无法预见的后果。天启年间，民生困苦，三边爆发民变，裁撤驿站的举动彻底搅动了政局。根据刘懋的提议，裁掉了大部分的驿站人员和驿马，导致成千上万失业的驿卒纷纷加入反抗行列，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就像李自成一样，他曾是驿卒，在失去工作后，他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选择走上造反的道路。

皇帝虽然知道体制内人员过多的弊端，但只要能够维持表面上的安定，便不加干预。于是，体制内的办事人员继续膨胀，直到社会动荡，民变爆发，甚至改朝换代。在动荡之后，虽然一部分办事人员被淘汰，但新的政权还是会形成新的办事机构，继续养活一大批体制内人员，社会表面上看似依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