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新田盗鼎”的故事

“吴新田盗鼎”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初，时任陕南边防总司令的军阀吴新田刚刚成功赶走陈树藩，洋县县城于1月2日被吴新田的部队占领。此时，前任洋县知事吴其昌（字雨村，安徽合肥人）将洋县古鼎的照片呈送给吴新田，这座古鼎的独特魅力令吴新田极为垂涎。

随后的行动中，吴新田得到了洋县知事吴德槐（字虚哉）的帮助，将这尊藏在洋县公署内的古鼎秘密押送至汉中城。这尊极其珍贵且罕见的青铜古鼎，最终被吴新田带到天津售卖，而其下落至今依旧成谜，成为历史中的未解之谜。

二、洋县古鼎来历之谜

关于洋县古青铜鼎的来历，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书的《洋县志》。该书中记载道：“古鼎，嘉庆间南坝村人掘地所得，铜制甚美，高二尺，阔尺五六寸，篆铭俱剥落难识。邑绅冯翊治辨为汉时物，购得置关圣庙作香炉，色黑而光可照人，殆鉴赏家所谓‘黑漆古鼎’。”

从中可知，这座古鼎是在嘉庆年间由南坝村的村民挖掘出来的，鼎身大约高60厘米，宽约50厘米，尽管鼎面可能曾有铭文，但大多已剥落难以辨认。古鼎呈现出黑色光亮的外观，极具观赏价值，后来被当地邑绅冯翊治购买，并放置在位于洋县东关的关圣庙（俗称老爷庙）供奉。

然而，在1964年，洋县的文史学者阎雨人、吴建昌在其《吴新田盗鼎》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古鼎来历的说法。根据其描述，古鼎最初出土于洋县县城东面20里的龙亭镇镇江村，初由当地一位张姓村民发现，出土时已损坏，鼎的三足中有一足已断裂。之后，古鼎被供奉于城东的关岳庙，信徒们的香火与纸钱竟然使其裂断的足重新结合。光绪末年，甚至有日本文物商人出价二千两银子购买古鼎，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的纠纷和官司，最终古鼎被保留在洋县县衙，并规定每年庙会时方可“出库献神”。这一事件使得洋县青铜古鼎在当地民众心中占据了特殊地位，成为全县注目的珍贵遗物。

三、古鼎下落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关注洋县古鼎的热心人士纷纷拍摄了古鼎的照片，照片上注明为“洋县公署周朝古鼎摄影”。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止有贪官污吏趁机盗取古鼎，留下照片便于日后追查。然而，尽管如此，这座古鼎仍然未能逃脱失踪的命运。

1922年初，北洋军阀吴新田获得了这尊价值连城的古鼎。关于吴新田“盗鼎”的说法多种多样，有人称吴新田派员将古鼎秘密押送至汉中城司令部，也有说法认为古鼎是吴新田亲自指示，县长亲自迎接，乡绅们护送，甚至四人抬轿，送往汉中司令部，气氛极为隆重（见张彬如的《吴新田盗宝记》）。

吴新田获得古鼎后，关于古鼎去向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将古鼎秘密运往天津售卖，也有说法称他将其送至上海并以32万元大洋的价格卖出。然而，谢佐民（1904-1958，南郑县塔儿巷人，解放后曾任南郑市副市长）在1929年的《国画时报》上写道，洋县古鼎是“吴某献与吴新田后，吴又献与吴佩孚”，这表明古鼎可能曾经转送给了另一位军阀吴佩孚。虽然至今无从考证，但不管细节如何，洋县的这尊青铜古鼎自从被吴新田所得后便彻底失踪，成为未解的谜团。

四、关于洋县古鼎的一些猜想

仔细查看谢佐民拍摄的这张古老照片，可以发现洋县的这尊青铜鼎形态极为特殊，属于典型的商代晚期青铜炊具。鼎口呈圆形，折沿，下腹微鼓，蹄足半空，鼎身上饰有兽面纹，足部同样装饰有兽面图案。这种造型与河南殷墟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许多相似之处。

例如，195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后冈祭祀坑中出土的戍嗣子鼎，与洋县古鼎在形态上极为相似。戍嗣子鼎高48厘米，鼎内铭文记载着商代某王的赏赐内容，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另外，像国家博物馆的子龙鼎，也与洋县古鼎非常相似，且子龙鼎更大，达103厘米，传为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出土。

另外，1990年在殷墟郭家庄的M160高级贵族墓发掘出的圆鼎，与洋县古鼎形态上的相似度也极高。自古以来，汉中地区，尤其是洋县和城固一带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但真正出土的古鼎却非常稀少。按历史记载，这尊高约60厘米、宽约50厘米，且可能包含铭文的洋县青铜古鼎，在器型和造型工艺上与商代圆鼎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洋县古鼎仍然存在，它无疑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