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是清朝的第十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像许多清朝皇帝一样，他的登基并不缺乏权力的争夺，然而，和其他皇帝不同的是，同治的继位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波澜，堪称顺理成章且毫无争议。作为咸丰帝的长子，尽管他还有一个弟弟，但弟弟在年仅三岁时就去世了。因此，按年龄和继承顺序，载淳无疑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同治继位时只有6岁，虽然年幼，但这在清朝历史上并不罕见，毕竟之前的顺治帝才6岁继位，康熙帝也是8岁即位。像他这样的年轻皇帝，通常并不会有太多实际政治功绩，尤其是考虑到主政的因素。实际上，同治的统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慈禧太后的操控，而他也成为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年仅19岁便去世。

同治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那时的北京紫禁城内依旧弥漫着繁华与权力的气息。1861年8月，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临终时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等八位大臣指定为辅佐同治的重臣。然而，这些权臣并未能长时间保持权力。在同治年幼且缺乏主政能力的情况下，这些权臣很快就有了不正当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掌控朝政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可是，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并不容忍他们的野心，最终联合发动了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的结果是，载垣、端华等被处死或革职，剩下的五位权臣被远调，唯有恭亲王奕訢被封为议政王。这场政变后，慈禧和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实际上掌握了朝政大权，改变了朝廷的力量格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清朝遭遇了严重的内外危机，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此时，慈禧在奕訢的支持下，通过整顿朝廷、任用汉族官员，成功稳定了局势，暂时遏制了内忧外患。她也采纳了洋务派的“自强”和“求富”政策，推动了新的工业建设和海陆军的建设，尽管她也故意牵制洋务派的力量，从而保障了自己在深宫中的权力。整个时期被称为“同治中兴”。

关于同治皇帝本人的情况，虽然他在6岁时继位，但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才开始亲政。然而，亲政后的同治并未能为朝政注入新的活力，反而在很短时间内便因病去世，年仅19岁。

同治年少时，朝政由两位太后把控，他的任务几乎全是学习治国理政之道。朝中有许多大臣为他授课，若同治能稍加努力，理应能有所成就。翁同龢作为咸丰帝时期的状元，先后担任了同治和光绪的帝师，他在《翁同龢日记》中写道：“16岁的同治读书极为懒散，敷衍了事。”翁同龢甚至为此感到无奈和惋惜，似乎认为同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除了学习态度懒散，同治还因情感和母亲的控制而陷入了荒淫无度的生活。慈禧太后作为摄政者，渐渐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为同治安排婚事。慈禧选择了凤秀家的女儿作为潜在的皇后候选人，然而同治钟情于另一位女子——阿鲁特氏，慈禧对此非常反感，因为阿鲁特氏是“辛酉政变”中被赐死的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慈禧对这门婚事极力反对。经过一番博弈后，同治最终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则被封为慧妃。

然而，新婚燕尔的同治和皇后之间并没有深厚的感情，反而和慧妃的关系更为疏远。慈禧为了维持权力，要求同治不能频繁进入中宫，而同治也因此独自居住在乾清宫。皇后的修养深厚，但慈禧总是对她心生不满，哪怕皇后行事谨慎得体，也难以获得慈禧的青睐。她甚至讽刺皇后“妖婢无夫妇情”，即便同治病重，皇后关怀照料，慈禧依然无法容忍她的存在。

同治即使心有不满，也难以真正施展自己的能力。此时，王庆祺这个擅长谄媚的太监逐渐获得同治的信任，他不仅时常与同治共享私密时光，还带着同治外出寻欢作乐，逐渐让他迷失在酒色财气中。最终，同治沉迷于嫖娼，夜不归宫，开始酗酒赌博，导致身体健康日益恶化。

同治死因一直是历史的谜团。官方史料《清史稿》称同治死于天花，但一些私人记载则直言他死于梅毒。根据《万岁爷进药底簿》以及相关专家的研究，同治的病情表现出了典型的天花症状，但也难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尽管历史上对此一直争议不断，正史的记载仍被认为更具可信度。

无论如何，同治的去世使得慈禧进一步掌握了朝政大权，清朝政权继续在她的掌控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