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0年4月，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部队对上海发起了进攻。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场战斗几乎没有悬念。

首先，太平天国在刚刚占领了清朝的重地苏南地区，兵力强大，士气高涨。其次，恰逢英法联军侵入天津，甚至连慈禧太皇太后都自身难保，上海作为一个地方上的小县城，兵力相对薄弱，几乎没有能力抵抗外敌。特别是在苏州、常州等大城市先后沦陷的情况下，上海的守卫显得尤为脆弱。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一个名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局——吴煦。那时的吴煦身兼两职，一是“护理江南海关道”，一是“苏松太兵备道”，这两者的职位均属于“道台”。道台在清朝虽然属于正四品官员，在官场上不算低级，但按照常理来看，吴煦这样的职务并不足以指挥抗击太平天国的重任。想要组建一支军队，往往需要的是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二品巡抚，他们通常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朝廷的深厚信任，然而吴煦并不符合这些条件。

然而，正是这个没有丰富经历的官员，居然组织起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队伍——洋枪队。凭借洋枪队的火力优势，吴煦以奇迹般的方式成功击退了太平天国的进攻，保卫了上海的安全。

吴煦的出色表现不仅令李秀成震惊，也让当时的清政府大为震撼。后来，咸丰帝授予他二品顶戴，并监督江海关，吴煦的政治生涯因此迎来了飞速发展。此时，我们不禁要问，道台这一职务究竟为何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如果从清朝前期的地方官制来看，道台的职能较为清晰。清朝的地方体制分为“省—府—县”，而道台正是位于省与府之间的中间职务。在职级上，省的长官“巡抚”属于从二品，府的长官“知府”则属于从四品，正四品的道台则处于两者之间，地位略高于知府。

道台这一职务的设立起源于明朝的“道员”，当时明朝的地方行政体制较为特殊，行政、司法与军事三权分立。清朝继承了这一体制，在加强中央控制的同时，赋予道台更多的新职能。例如，某些省份设立了专责的“盐法道”和“水利道”，而即便是没有特定职能的省份，也会设立负责传递文书和粮食的道台。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父亲便是一个盐道台，负责管理某一地区的盐业。因此，道台的职务具有了多样化的特点，涵盖了从行政到经济多个领域。随着时间的发展，道台的种类逐渐增多，甚至有专责海关、茶叶、盐矿等多个领域的道台。

道台的主要职能有两方面。首先，它为中央政府敛财，确保地方的盐业、粮食、税收等直达朝廷，避免了地方势力的干扰。其次，道台作为地方的监察者，有助于分散地方的权力，充当皇帝的“眼睛”和“耳朵”，确保地方与中央的政策一致。道台不仅仅是行政上的一环，还是中央集权的一部分。

然而，道台的职能并不总是如此清晰。在清朝后期，随着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减少，道台的职能逐渐复杂化。一些道台被赋予了过多的职责，导致职责混乱，不同地区道台的数量和职能差异较大。部分地方，甚至有的道台职位堆积如山，而一些小地方则可能连一个道台也没有。

更为复杂的是，道台的品级并不统一。道台虽然是正四品官员，但由于其常常代表中央朝廷的意志，某些道台实际拥有比巡抚更高的权力。在雍正年间，甚至允许道台直接向皇帝上奏，这使得道台在实质上更像是皇帝的亲信，而非清朝的普通官员。

然而，这种设置的缺点也很明显，尤其是当道台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加剧时。道台和巡抚之间的职权之争，导致了许多地方政务的混乱。当时的清朝，权力不仅分散，而且相互交织，给政务运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随着道台数量的增加，这一职位的腐化现象愈加明显。许多地方道台逐渐转向利益追求，成为与地方豪绅勾结、贪污腐化的工具。即便是买官得来的道台，也并非一律正直，有些甚至与外来商人、洋人勾结，谋取私利。

随着清朝财政状况的恶化，买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特别是在光绪年间，许多人开始通过购买道台这一职位来谋取利益。道台的价格一度达到1.6万两白银，这笔钱的价值可以折合成现代的五百万人民币。考虑到道台的年俸仅为120两白银，显然这一职位的购买几乎无法通过正当方式回本，贪污行为成为常态。

然而，即便如此，道台职位的腐化并未被清政府有效遏制。朝廷既不愿意放弃这一赚钱的机会，也无法有效管理日益扩张的道台体系。清朝的腐败逐渐深入，最终走向了崩溃。

总的来说，清朝后期，道台这一职务已经沦为一种名存实亡的形式。其职能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变成了官场上权力买卖的工具。这一职务的混乱与腐化，正是清朝官僚体系弊病的一个缩影，昭示了国家逐渐走向衰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