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1900年8 月17日），北京西城白庙胡同。前一天，八国联军已攻陷了这座八朝古都，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断壁残垣，处处狼藉。就在朝野上下、官员民众纷纷逃离京城，避难他方之际，一位体态略显富态、眉宇间颇具英气的中年人，却选择了另一种永久的离开：他先是吞下一服毒药，然后悬梁自缢，偕一弟二妹同归于尽。临终前，他自题《绝命词》三首：

衮衮诸王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能负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东林党，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谤不伤心。

这位弃世者名叫寿富，生前乃满洲宗室，四品翰林院庶吉士，世人誉为“满洲中最贤者”、“宗室特出之英”。堂堂的天潢贵胄、满人中之翘楚，为何在这个“国破家亡”的历史当口上，自愧“报国无能”，唯以断然一死，表明自己“到底书生是丈夫”之心迹？而“薰莸相杂东林党，党祸牵连竟陆沉”又系指何事？若想解开这两个谜团，不妨从寿富这短短的三十五载人生谈开来。

有担当的家族

寿富的家世可谓煊赫，绝对值得拿出来晒一下。他字伯茀，号菊客，爱新觉罗氏，隶属正蓝旗。清代开国时，太宗皇帝于崇德元年（1636年）曾下诏书，规定以清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其余伯叔兄弟旁支子孙称“觉罗”，宗室系黄带子，觉罗系红带子，以示区别。追溯寿富家的世系，为和硕郑宪亲王济尔哈朗（1599—1655年）九世孙，排在爱新觉罗氏子孙的“溥”字辈，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王室后裔。按清制，袭爵递减，其四世祖阿札兰时已无亲王头衔，所属一支后来于科场也没有太多表现，至其曾祖兴隆，已降为一闲散宗室，充宗人府笔政而已。但到了他的祖父常禄这一辈，家族又再一次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常禄道光十二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其子宝廷，字竹坡，号偶斋，同治七年二甲六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同治十二年、光绪八年历充浙江乡试副考官、福建乡试正考官。寿富为宝廷次子，光绪二十四年二甲八十八名进士，选庶吉士。如此祖孙三代连中进士，点翰林，文风鼎盛，为历代满人中所罕见，宗室子弟中更为绝无仅有。难怪宝廷曾作诗自诩：“大清策勋封诸王，赫赫郑邸威名扬。文功武烈耀史册，祖宗累代流芬芳。”

当然，寿富家族不仅仅是名扬宗室的“学霸”，更是心系家国天下、引领一代风尚的“达人”。此特质在其父宝廷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宝廷在近代，甚至整个清代，都堪称一段传奇。论出身，人家是满族贵胄，无须多言。论才气，他诗才横溢，“诸体兼备，各体皆工”，《清史稿》评曰：“其诗篇颇富，模山范水，不作苦语，和平冲澹，自写天机”。在有清一代近300年诗坛，宝廷顶戴着“满族第一诗人”的桂冠，与清初纳兰性德并称满族八旗诗人之魁首。更为难得的是，这宝廷尚有政声。光绪初年，宝廷与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邓承修等同气相求，纵论国事，以直谏敢言名扬天下，并称“清流五虎”，“当日在朝，謇謇励风节，并有文字道义之契，世目为元祐诸贤”。然而，这样一位宗室英才，却未贪嗜于权力，恋栈于高位，言语常常不拘世俗，行为不时出人意表。光绪九年，他居然上书弹劾自己，声称“微臣好色原天性，只爱蛾眉不爱官”，只因在典试众学子途中遇上了一位美女，迅即坠入爱河，难以自拔，索性以“纳妾”之名弃官而去。这成为当时轰动朝野的一桩奇闻。其实宝廷挂冠离职，实在是对时局极度失望，故拂袖而去。罢职后，他筑室西山，以诗酒自娱，贫病终老。

有其父必有其子。寿富为人行事深受宝廷熏染，用友人的话，即“其为人勇于自任，虑一事发一言，千人非笑不顾也。”晚清四公子之一的孙宝瑄在上海与章太炎等人戏以《红楼梦》人名比拟当时人物，更将寿富比为“尤三姐”。这一小说人物刚烈不折、不同俗流的形象，恰可移来形容寿富的性格：往好里说，他很执着，有原则，能坚持；往不好里讲，这人认死理，一根筋，太轴！

无希望的年代

担道之人自然要行卫道之举，寿富当然以此自任。不过，偏偏让他赶上了绝望的年代。甲午一战，中方败得一塌糊涂，这种旷古未有的耻辱感深深地刺激着寿富。与大多数士人一样，他“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于是广交各路英才，积极呼吁朝廷改革。

作为满族宗室，寿富认定要想扭转颓局，必须消除满汉之间的种种界限，并且旗人们也必须放下那些先天的优越感，共赴国难。于是他在《时务报》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呼吁无论满汉，都是自家兄弟，“愿我兄弟之贫贱者先自励”、“愿我兄弟之富贵者先自危”、“愿我兄弟之为学者，先求其大，而归诸有用”、“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应该说，在满汉关系依旧非常敏感的晚清，寿富提出双方捐弃偏见，“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尽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其效果可谓于无声处响惊雷，令维新人士大为钦佩。如梁启超就赞许道：“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可见寿富在当时士人圈里颇有影响。

然而，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是非；人扎堆的地方，必定有纷争；纷争多的地方，必定有派系；派系杂的地方，必定是江湖。即使是甲午之后兴起的维新派，里面也是派系林立，大佬云集。当时大概有三派势力交织其间。第一种是“康党”，以康有为为首的粤籍士人，此群体虽真心提倡维新变法，但既无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更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故言论行动都比较理想化。第二种是“翁党”。这派的幕后大佬是翁同龢与李鸿藻。他们将自己的门生亲戚安插其内。翁党代表朝廷的趋新势力，但对变法有所担忧，害怕超出其心理承受的极限，所以委派众多亲信随时监督。第三种是“张党”。其幕后老板乃晚清大吏张之洞。张之洞一向以提倡洋务享誉官场，算是一位较为开明的地方实力派官员。听说京城兴起了一股非常生猛的维新风暴，善于投机的张香帅自然不甘于后，派了几名心腹加入卧底。张氏如此安排，既能洞察内部虚实，又可以借助这杆旗帜标榜自己的改革家形象，可谓一举两得。不难看出，一个号称维新改革的群体，内部关系何其复杂！既有做实事的“康党”，又有想揽权的“翁党”，还有占便宜的“张党”。派系林立，各怀心事，内耗不止，难成合力，其实已经折射出中国政治生态的真实面貌。

不幸的是，寿富便委身于张之洞门下，成为“张党”的一员。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在奉张香帅之命从事维新事务的过程中，寿富屡次与“康党”、“翁党”及其他势力发生摩擦，甚至心生龃龉。这让他明白，变法这趟水太深了！如此折腾内斗，本来救国济民的变法事业恐将变成一场闹剧。

果不其然，1898年秋，慈禧发动政变，结束了这仅仅百日的变法。万念俱灰的寿富重走父亲的老路，闭门谢客，以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

其实，在甲午中日开战之时，寿富就曾同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相约“城破同死”。可见，身处这样让人绝望的时代，自杀赴难的念头早已隐伏其脑海中甚久。死，对于寿富，并不是一件难事，他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而已。

极平静的赴难

或许，寿富这一生，就是为了“临难一死报君王”。

两年后，机会来了。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取代了日本人，战场从黄渤海湾、辽东半岛换做北京城。时局至此，已不可挽回，满地狼烟，更无需留恋。既然事不可为，唯有一死了。就在寿富殉难前夜，挚友华实甫曾苦劝其莫要自寻短见，问道：“洋兵入城，与国祚无关，何必以身殉？”寿答曰：“我亦确信洋人不灭我国，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则将来议和之后，皇上终不能脱出太后之手。大清不久仍必灭亡，吾何必多活数年”。临死之前，其脑子里还是江山社稷、吾皇万岁与不祥的预感。

除了开篇的那三首绝命诗，寿富还留下了两封遗书，分别向师友亲朋交代死意，如此而已。身后事处理得这般平静从容，可见其心已如死灰一般。

死，代表着寿富告别不堪的现实，更意味着对由满族主宰的清政权之绝望，或许他愿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激励尚且苟活于世的宗室们。

7年后，昔日寿富的幕后大boss张之洞入阁任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门生，专程赴寿富墓前凭吊，有诗云：赋断《怀沙》不可听，宗贤忠愤薄苍冥。荆高燕市沈沈醉，莫使重泉叹独醒。

香帅一面感慨寿富临危却不贪生的忠义气节，一面又暗暗讽刺那些仍在朝堂之上终日醉生梦死的满族权贵们，再不好好改革，这清朝可就真的要毁在汝等手中了！

时光又过了四载，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果然覆亡了，应验了那句谶语。不知长眠于九泉之下十余年的寿富，若地下有灵，会作何感想？其实，不管是谁的天下，总有到头的时候。不过这次政权鼎革，居然将皇上这个岗位给拿掉了。这或许是寿富生前所万万没想到的吧？

大概用《大话西游》里经典台词“我猜到了开始，却没有猜对这样的结局”来形容寿富之死，似再恰当不过了吧!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