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一度掌握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并在党内的核心层次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他不顾实际战斗需求，依旧坚持一些过时的战术，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战役中的巨大损失，最终迫使红军走上了漫长且艰难的长征之路。

在长征初期，李德依然固守自己的指挥理念，他沿用了那些过时的作战方法，这不仅让红军的损失更加惨重，也导致了湘江血战的失败，使得中央红军的人员大幅减少。在随后的遵义会议上，李德被剥夺了指挥权。李德的这些失败措施使得他在当时及后来的历史评价中，一直处于低谷。即便在教科书或影视作品中，李德的形象也大多不被看好。

然而，有一位开国上将，在提到李德时却曾这样评价：“他不是草包，很多书对他的评价不够厚道。”这位上将不仅是毛主席的亲信，还深知李德的背景和经历。为什么这位将领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李德虽然名字听起来是中国的，但他其实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在一战期间，他曾加入德共，并在德国参与过几年的革命活动。1928年，他前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便投身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与陈绍禹、秦邦宪等人结识。

1932年春天，李德接到任务来到中国，原本只是为苏联驻中国的“佐尔格小组”送款，并帮助营救人质。任务完成后，他应该返回苏联。然而，在上海，李德偶遇了老朋友秦邦宪，意外地被推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陈绍禹和秦邦宪一直希望能在党内掌握更多的军事权力，却因缺乏高层军队支持而无法实现目标。恰巧，苏联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于是陈、秦二人决定让李德代替施特恩成为军事顾问，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通过陈绍禹在共产国际中的影响力，李德最终成为了红军的军事顾问，并于1933年9月抵达瑞金。起初，李德还保持一定的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顾问，并不干涉红军的战斗。然而，陈绍禹和秦邦宪并不打算让他仅仅充当顾问角色，而是将他包装成一个身经百战、战略高明的军事天才，以此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盲目的崇拜，加上李德曾对前几次反“围剿”战役提出过一些具有深度的见解，最终他被任命为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虽然李德的军事理论背景确实较为扎实，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但正是由于他对苏联“大兵团作战”模式的痴迷，忽视了中国的实际国情，才导致了红军在战术上的惨败。李德的作战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几乎是依靠消耗战和拼搏力来对抗敌人，但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远不足以与敌人庞大的军队对抗。在长时间的激烈战斗后，红军的控制区域仅剩下8个县，很多优秀的指挥官和士兵相继牺牲。最后，红军不得不选择了长征。

在长征初期，李德仍然掌握指挥权。由于他舍不得丢弃物资，导致部队行进速度缓慢，未能及时突破敌军的包围圈，最终在湘江发生了惨痛的血战。这一战后，红军人数由最初的8万减至3万余人，部队的士气也急剧下降。若不做出改变，红军可能就会解散。关键时刻，遵义会议召开了。

根据教科书的描述，遵义会议被认为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未来。李德在这次会议后被剥夺了指挥权，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局势逐渐得到了控制。

伍修权，曾为李德担任过翻译的工作人员，也曾提到：“李德主观主义的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他经常无理训斥别人，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他身边的人也常受他气。”尽管如此，开国上将陈士榘在建国后谈及李德时，表示：“有些书把李德当成草包，实在不够公正，虽然他曾屡战屡败，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有一点值得大家学习——他的课讲得不错。”

陈士榘作为毛主席的亲信，参与过秋收起义，一直跟随毛主席。对李德的评价并非出于包庇，而是客观的认识。他提到李德的“课讲得不错”，指的是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被安排到红军大学工作。卸下指挥重担后，李德似乎变得更加清醒，给学员们讲解战术时不再自高自大，而是通过红军的实际胜利来说明问题。陈士榘认为，一个人从高位跌落后能及时调整心态，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往，是一种难得的品质，这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李德的私德也不差，他在毛主席被李特用枪威胁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护了毛主席。仅凭这一点，李德的个人品质就值得肯定。此外，李德并不是那种心胸狭隘、在背后使绊子的阴险小人，反而在认识到毛主席的真正领导才能后，他愿意全心全意地追随毛主席。

尽管李德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并未留下许多正面遗产，但他的历史角色也并非单纯的失败者。李德的经历复杂多面，不能仅凭一时的败绩就全盘否定。对于历史人物，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审视，既要批评他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