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陆的总人口已达到14.1亿，若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纳入考量，整体人口数则为14.4亿人。

然而，回顾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口仅为五亿，如果再往前推200年至康熙年间，人口数甚至低至2000万，而在这段时间内，人口却增长至四亿，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人们思考：为何在短短两百年内，我国的人口总数会暴增20倍？

尽管康熙时期全国总人口仅有两千万，但在之前的明朝，中国最高人口曾达1.6亿。部分人或许会质疑，即使经历明末的动乱，导致了惨重的伤亡，人口从1.6亿骤降至2000万，不应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根据《清实录》的详细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即1700年时，全国确实只有2010万的人口。

《清实录》中还有各个时期清朝人口总数的记录，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短短几十年内，人口经历了爆炸式增长。至乾隆六年，即1741年，全国人口已突破1.4亿，仅用了41年的时间，人口便增加了1.2亿，而到了1790年时，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2.8亿，逐渐逼近3亿的里程碑。

在乾隆晚年，看到全国人口的登记数字，他由衷地喜悦：“朕见各省上报的人口数量，与康熙年间相比，增长了十余倍。”人口达到四亿这一指标则在道光年间得以实现，1850年的记录显示全国人口已达4.1亿，此后，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放缓，这与从1850年以后频繁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体来说，从1700年到1850年这150年间，清朝的人口总数增长了20倍，形成了我们今日常说的“四万万人民”，而在建国后的新一轮人口激增中，我国的人口逐步攀升至如今的14亿。

实际上，人口激增在历史上的多个朝代几乎都曾出现，但如清朝这样骤增20倍，达到4亿的情况并不多见。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清朝会出现如此剧烈的人口增长呢？

历史上，每当人口快速增长时，往往意味着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没有持续的战争让百姓生活陷入困境，反而能全心投入到生产与经营中，历史上几大盛世皆是如此。清朝亦是如此，虽然在清初仍存有反清复明势力，但截至1700年，这一时期已经是康熙中后期，此时清朝建立已历六十年，国家的稳固让百姓得以免遭战乱之苦，安心从事农业和生产活动。

根据统计，从1700年到鸦片战争的140年间，除了边疆地区外，清朝内几乎没有爆发大战，这为百姓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为人口的急剧增长创造了条件。

然而，自1840年起，随着战争的增多，人口增长陷入显著放缓，甚至几乎停滞。因此，“天下无战事”无疑是封建王朝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是其一。

其二，则是在这一时期，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这项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不再按照人头数量征收赋税，这大大减轻了百姓肩上的负担，使他们无需再为沉重的人头税而担忧。

雍正上位后，全面推行这一政策，促进各地简化赋税规则，从而让百姓可以安心从事生产活动。政策实施后，百姓不再惧怕子女多带来的重税，他们更愿意增添劳动力，家庭生育的意愿也随之上升。

摊丁入亩政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等几位皇帝的近百年贯彻，到了道光年间已见成效显著。政策的实施直接促成了清朝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自执政初期的2010万人口，增至道光三十年的4亿，因此可以说，摊丁入亩是这两百年间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番薯在明朝时期传入中国，极大地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倘若没有充足的粮食来源，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番薯这一农作物种植简单，相较于传统的小麦和水稻，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关注，而且产量高，能够满足庞大人口的需求。

自番薯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各地广泛种植的新型作物，特别是在福建地区，番薯的种植尤为普遍，直至今日，许多福建人民仍对番薯青睐有加。此外，番薯也成为清朝政府救济灾民的重要作物，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或农作物减产导致饥荒，番薯总是第一时间被送往灾区，为稳定灾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难怪在明朝时期，徐光启曾对番薯评价极高：它的传播势必会让天下无饥饿之人。若以今天的言语来理解，那么番薯就是那个时期的“杂交水稻”。

综上所述，番薯的出现对清朝时期的人口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几乎可以说，在影响因素中，除了摊丁入亩政策外，番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除了以上那些原因，人口增长还归因于百姓自身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多子多福”的理念根深蒂固，因此在太平盛世的背景下，百姓自然会努力繁衍后代，以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福祉，同时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总体而言，清朝时期的人口快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涵盖了政策、经济、农业、军事等多方面的影响，可谓水到渠成。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实属必然，而非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