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大小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把非洲推到了殖民主义威胁的最前沿。从1880年起，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步伐猛然加快。在此之前，非洲仍有８０％的国家和地区是独立的，而在此后的３０年中，非洲几乎已被列强瓜分殆尽。面对殖民主义的瓜分狂潮，非洲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终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抗意卫国战争取得胜利，并因此在大瓜分中成为少有的幸存者之一。本文拟就埃塞俄比亚在大瓜分中得以幸存的原因进行探讨。

在大瓜分的狂潮中，埃塞俄比亚犹如狂风恶浪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国际大环境和埃国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后者起着主导作用。

一、埃塞俄比亚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战争，其实就是军事实力的较量。１８８２年埃意《乌查利条约》的签订，为埃塞俄比亚改进军备武装大开方便之门。条约不仅规定了意大利支付给埃方２００万里拉、３万支步枪和２８门大炮的义务，而且条约中规定的埃军可以通过意大利输入军火的条款使埃国在减少许多外交麻烦的境况下，更多地与欧洲列强接触并购买军火。至1893年，曼涅里克（1889－1913年在位）已拥有8.2万支步枪和28门大炮。曼涅里克用这支军事实力征服了累卡、沃拉莫、锡达等地区，重新确立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使原先的地方割据势力保持了与中央的团结一致。

1894年2月，戈贾姆的海马诺特到亚的斯亚贝巴向皇帝表示效忠。一度曾与意大利驻厄立特里亚总督有联系的哈勒尔省豪强马康南公爵也同意大利人继绝了来往，并表示：“我的皇帝要我到哪里，我就准备在哪里英勇地献出自己的鲜血。”［（１）Ａ］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无疑使埃国的国防力量大增，同时亦为曼涅里克集中兵力抗击意军扫除了后顾之忧。另外，曼涅里克还要求归顺省份提供黄金、象牙，缴纳税款，以充实国库，保障军备。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以前，埃塞俄比亚已拥有一支配备11.2万支当时欧洲较为先进的来复枪的军队。这与非洲其他地方在抵抗殖民主义入侵时使用刀、斧、矛、盾、过时的燧发机丹麦制枪枝、前膛装药的毛瑟枪是迥然不同的。

1895年埃意战争爆发后，在两国军队数量的对比上埃塞俄比亚占尽了优势。埃国除大量使用古代火器和长矛的战士外，装备近代步枪的士兵就超过10万人，而侵略军总共1.7万人左右，其中意大利人10596名，其余则是从殖民地厄立特立亚征集来的士兵。尽管意大利人拥有５６门火炮，而埃方只有４０门，但这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埃塞俄比亚方面利用熟悉的山地地形，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先后取得了安巴拉吉山大捷、默克莱大捷，特别是阿杜瓦一战，使侵略军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对此，西方报刊也惊叹不已：“不敢设想，一个文明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及其士兵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难。”阿杜瓦战役后，曼涅里克仍坚持大量储备武器。英国旅行家约翰·博伊斯证实了这个事实。

他指出，在２０世纪初叶，“实际上全体阿比西尼亚人都以步枪武装起来”，“在非洲，阿比西尼亚人是武装得最好的本地种族”，“它不容易被任何外国征服”。1902年，在纪念埃军阿杜瓦胜利六周年的亚的斯亚贝巴的军事检阅中，参加的军队估计有６０万人－－比帝国全部军事实力还少约１０万人，其中有９万人是常备军。全部军队都装备有近代化武器。面对如此强大的武装，任何列强都会有所顾忌的。其他列强在长时期内不敢轻易发动侵埃战争，以免重蹈意大利的覆辙，即是明证。正是基于此点，可以说埃塞俄比亚的幸存是其军事实力远远超过意大利在非洲的军事实力的必然结果。

二、埃塞俄比亚建立了遏制殖民瓜分的政治机制和经济体制

18－19世纪初的埃塞俄比亚还处在封建割据的“王侯纷争时代”，皇帝空有其位。这给欧洲列强渗透和侵略以可乘之机。但是，到西奥多二世（１８５５－１８６８年在位）时，他凭借一支农牧民队伍，花了七年时间完成埃的统一，初步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西奥多比较坚决地推行了“同化”政策。

首先，推崇阿姆哈拉－提格雷文化，其特点是信奉正教教会的基督一性论派，使用阿姆哈拉语和提格雷语，实行“以权势人物为核心结成一体的由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社会政治结构等，形成一种统一的阿姆哈拉－提格雷核心，并以此作为向其他地区扩张的跳板，这无疑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其次，他进行了军事改革，创建了一支由皇帝直接统帅的军队，废除军队由当地农民供养的“盖巴尔制”，并聘请外国技师协助设计制造火炮，还以欧洲军队为模式训练西式新型军队，开了军事西化之先河，为后来的曼涅里克的军事改革树立了光辉榜样。他还限制教权，扩大皇权，推行同教政策，希图建立一个神人合一的基督教非洲帝国。

这一政策使得为宗教而战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扎下了根，这在以后埃塞俄比亚人抗意卫国的战争中极为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当约翰四世（１８７２－１８８９年在位）登上皇位时，尽管埃塞俄比亚又陷入了混乱之中，但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使他仍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至曼涅里克皇帝统治时期，则将这种统一从形式到实力上都推向顶峰，完全建立起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机制。

曼涅里克的政治体制由三个基本层次组成：县、省和国家，它们分别由领主、总督和皇帝统治；皇帝任命省督，省督任命领主或分督并负责治理本省所辖各县；省督、领主都必须向皇帝效忠。这一体制显然突出了皇权的核心地位，“他一身执行制度化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职能”，成为国家统一和独立的象征。这一体制在抗击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和精神鼓舞作用，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在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固的前提下，有着非凡的西方思想、并渴望自己国家的强大和现代化的曼涅里克又着手进行了经济、文化改革。

1892年对军队实行什一税；1894年第一次发行国家货币；随之建立了西式的邮政系统，创建银行和学校，并向瑞士和俄国遣派留学生，甚至按照西方传统习惯于1907年建立了第一届内阁。正因为如此，“在曼涅里克统治结束时，埃塞俄比亚已置身于现代化的道路上”［（２）Ｂ］。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强大，确立了曼涅里克的领袖和权威地位，从而使他的政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在抗意斗争中，战争的正义性使全民都极负责任感地投入进去，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氛围弥漫于全国。人民给皇帝的军队领路并报告意军的动向。与此相反，意大利人却面临着当地居民的敌视，陷入了混乱，阿杜瓦战役中，意军就是被所谓的“向导”带入了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包围圈的。

综上所述，埃塞俄比亚已经具备抗击意军的政治经济条件，即经济变革为反侵略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政治的统一为战争提供了领导者，而曼涅里克就是领导者的核心；文化和宗教“同化”政策使埃塞俄比亚人民从上至下都具备了抗击外侮的坚强信念；国王敢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人民群众又踊跃响　应，从而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三、埃塞俄比亚人民有着捍卫国家独立的坚定信念和光荣传统

埃塞俄比亚人民笃信基督教，他们深信万能的上帝注定他们会生存下去，在他们的意识中，深藏着一种把上帝看成是国家命运主宰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大大加强了他们反抗一切欧洲蚕食和侵略的决心。面对侵略者，他们总是勇敢地为祖国而战。

早在大瓜分以前，英、法就对埃塞俄比亚进行殖民渗透和侵略。１８６７年底，英国发动了侵埃战争。在此之前，西奥多二世皇帝就已预料战争之不可避免，他对部下说：“我不信仰强权，只信仰上帝。上帝说，只要你有决心，就能推倒高山……我早在卡梅伦（英国领事－－笔者注）身上就看出他们不是真正的朋友。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在战场上决定命运吧！”［（１）Ｃ］在抗英战争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为后继者作了榜样，并留下了血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事实生动地向埃塞俄比亚领导人展示了现代武器对于控制帝国、遏制政治对手或防止外来侵略的重大意义。”以后的约翰四世皇帝和曼涅里克都接受了这一教训，购进了大批近代新式武器。在意大利侵略者面前，埃塞俄比亚没有放弃反抗。１８８７年１月，埃著名战将阿卢拉公爵把意大利人赶出了萨哈蒂和维亚。约翰四世在抗意战争中阵亡后，曼涅里克登上了舞台，他的宗教式的坚强信心、要求保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信念，拯救了他的帝国。

1894年4月，他给英国女王写了一封动人心弦的呼吁书，他说：

“如果远方列强打算分割非洲，我绝不想袖手旁观……”。

“既然万能之主至今保佑着埃塞俄比亚，我深信他在今后也将保佑她，使她扩大。我从来不相信他会把埃塞俄比亚瓜分给其他列强。”

1893年，曼涅里克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说：“埃塞俄比亚不相信任何人，她只向上帝伸出自己的双手。”这一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语句正是埃塞俄比亚人宗教信念的最为经典性的写照。

1895年9月17日，面对意大利人的汹汹气势，曼涅里克向全国发表了动员告示，告示中说：“敌人现在对我们突然袭击，要毁灭我们国家，改变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敌人已开始其行动，向前挺进，象鼹鼠一般掘进我们的国土。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决不会把自己的国土交给他们……。今天，你们中强壮的，为我献出你们的力量吧；你们中体弱的，用祷告来帮助我吧。”这些都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埃塞俄比亚从上到下抗击外侵的坚强决心。

综上所述，我认为埃塞俄比亚的幸存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幸运点上，而当时非洲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具备这三点的：

第一，从“王侯纷争时代”之后，埃塞俄比亚幸运地遇到了三代明君，即西奥多二世、约翰四世和曼涅里克，他们都有统一思想和坚决反抗外侵的意念的双重素质。这就杜绝了列强从内部瓦解埃塞俄比亚的企图。而在非洲其他地方，从内部分化以达到瓜分的目的，是列强常用的手段，并且常常凑效。

第二，“同教”改革是埃塞俄比亚几代君主共同坚持的，这点在团结人民一致对外上是极为重要的。

第三，曼涅里克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也是大瓜分时期非洲罕见的领袖，他在各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是令人叹服的。他的坚定抗敌的信心既动员了人民，也保持了埃塞俄比亚封建主、王公等上层阶级内部的统一，使得埃塞俄比亚抗意斗争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四、曼涅里克皇帝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灵活的外交策略

濒临红海和印度洋的埃塞俄比亚，在举世闻名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其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英、法、德、意等西方列强无不对此地垂涎三尺，特别是英、法、意三国在这一带的角逐尤为激烈。早在19世纪初，英、法就在这一带进行殖民渗透，意大利随之插手其间。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本来是法国人掌握了航运大权，但英国迪斯累里政府利用埃及财政困难购买了运河的44％的股票，随之将法国的势力完全排挤出埃及，英、法在埃及的矛盾更为尖锐化和公开化。埃塞俄比亚紧邻埃及，英国人当然不想在自己势力范围的近邻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法国，所以当在帝国主义环节中比较薄弱的意大利和法国都想插手埃塞俄比亚事务时，英国人很自然地支持它认为较弱的意大利以作“弱邻”。当标志着全面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后，英法各自抛出了“２C”计划，即建立从开罗（Cairo）至开普敦（Capetown）的纵贯非洲的殖民帝国和“２S”计划，即建立从塞内加尔（Senegel）至索马里（Somalle）的横切非洲的殖民帝国，这两个计划中英法的利益是有严重冲突的；同时，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

由于它的计划庞大，同德、俄等列强亦有矛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埃塞俄比亚国土上存在着三种势力，即英国和受英国支持的意大利势力，以法、德为首的与英相抗衡的势力，埃塞俄比亚本身力量。毫无疑问，此时的曼涅里克皇帝就处在这三股力量的一个鼎足点上。可以说，作为外交家的曼涅里克是充分看到这一点的。所以，当他打出抗意的旗号时，其矛头实质已指向了英国，作为英国的老对手法国转向了埃塞俄比亚。更重要的是，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与英国的矛盾使曼涅里克赢得了一个同情自己的国际环境。这样，当时国际环境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列强都不愿看到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控制埃塞俄比亚，这点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1889年底在布鲁塞尔会议召开前夕，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全然未知的情况下，通知曾参加柏林会议的其他１３个与会国，宣布埃塞俄比亚是它的“保护国”，它全权代表埃国。这立即引起其他与会国的非议。法、俄坚决要求意大利政府在会后应把所有会上讨论的情况如实通报埃塞俄比亚，今后在类似的国际会议召开之际，意大利政府必须与埃方协商。即使是支持意大利的英国起初也只是说可以接受“准保护国”的概念，后又主张在特殊条件下（如埃方无法派出代表团并明确由意大利人代理时）意大利才可代表埃方。

这样，意大利企图以“和平”方式变埃塞俄比亚为保护国的计划未能实现。洞察这一切的曼涅里克当然不会放弃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来阻止意大利实施其计划的机会。他的外交手段就是：利用一个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个欧洲国家。当他与意大利签约及进行边界谈判时已意识到对方的叵测用心，于是在１８８９年底，他分别写信给欧洲各国（包括土耳其）首脑，要求他们注意埃意关系，还派出特使前往伦敦、巴黎，恳请英法注意埃塞俄比亚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享有的地位。当意大利人妄图通过《乌查利条约》变埃国为其保护国时，他周旋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中，力图用外交力量来缓和意埃矛盾和保护埃的主权独立。为了消除人们对《乌查利条约》第１７条文字纠纷的疑虑，１８９０年８月，他公布了条约第１７条的阿姆拉文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并函告意大利国王翁布托一世：“一个独立国家不会寻求别国的帮助来处理本国事务。”

同年１０月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要求意大利政府澄清条约第１７条的译法错误。很显然，曼涅里克的外交活动就是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寻找国际援助与同情，迫使意大利承受到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从而延缓其侵略的步伐。从１８９０年意埃双方出现争执至１８９４年１２月双方爆发战争的将近五年时间，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五年。这五年中，埃塞俄比亚取得了法国的大力支持，从法国购进了大量先进武器，并聘请了法国人训练军队，同时还从俄国进口了武器，增强了军事实力；在经济上，邮政事业中充分利用法国顾问人员，利用法国资本修筑铁路，到２０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只有两条电报线，其中一条就是法国人架设的。也正是在这五年内，曼涅里克占领了卡法、沃拉莫、戈法、贝尼、尚古尔的部分地区及加拉地区的东西部，平定了各地的叛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于是，当意大利人蠢蠢欲动的时候，埃塞俄比亚人也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充分准备。

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曼涅里克灵活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获得了成功。另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埃塞俄比亚幸运地碰到了意大利这样一个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较弱的对手。

〔作者管敬绪，方青〕

［（1）Ａ］　转引自《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０１页。

［（1）Ｂ］［（2）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７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

［（1）Ｃ］　转引自《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第６９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