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一生中有两件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东北易帜与西安事变。长久以来，西安事变受到更多关注，毕竟这场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乃至全球历史的进程。然而，东北易帜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它不仅象征着旧有军阀割据时代的终结，而且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和民族独立。形式上，它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是张学良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的第一个重大贡献。

许多历史学者对张学良的这一举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唐德刚曾指出，张学良在1928年末的易帜，和中国内战史中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截然不同，这一事件不仅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前所未见，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敖则称张学良是民族英雄，认为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本可以自立为东北王，然而他爱国心切，明明东北具备独立的条件，却依然选择不独立。

无论是东北易帜，还是西安事变，张学良的个人性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张学良这位“少帅”，这两件事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走上与历史相同的轨迹。

然而，不能因为如此就简单地认为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背后的动机仅仅是个人性格或爱国情怀的驱动。实际上，无论在东北易帜还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决策都反映了他对当时局势和各方利益的深刻考量。以东北易帜为例，虽然张学良作为一位爱国将领确实值得称赞，但这并不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唯一原因。除个人情怀外，以下四个客观因素，也是促使张学良作出易帜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国民党大军的压力。1928年，蒋介石联合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展开北伐，军队的攻势异常猛烈，原本在北京掌控大权的张作霖最终被迫在5月8日发布通电求和，并于6月2日紧急撤退至关外。北伐军并没有就此放弃，继续紧追不舍，并与东北军在滦河两岸展开了对峙。此时，北伐军内部的确存在是否妥协的分歧。一些人主张不应“赶尽杀绝”，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彻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防止未来留下隐患。冯玉祥就坚持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与张作霖之间有过深仇，态度更加强硬。东北军失去了张作霖这一绝对权威，军心动摇，面对内外重重压力，刚刚接任的张学良选择与北伐军议和，显然是最为稳妥的决策。

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军内部的矛盾加剧。张作霖的去世使得原本在东北军中占有至高地位的张作霖突然失去了指挥核心。东北内部被长期压制的派系问题瞬间浮出水面，这种局面若不解决，东北军可能很快就会分崩离析，无法抵挡外敌的侵袭。当时，东北军中主要的派系有三种：一是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帅派”，二是以张作相为首的“绿林派”或“元老派”，三是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张作相与张作霖情同兄弟，曾在东北的建设中作出过巨大贡献，拥有极高的声望。虽然他与张学良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他依旧支持张学良主政东北。由此，东北的矛盾实际上集中在了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两人虽然存在私人恩怨，但在东北是否应该易帜、全国是否应该统一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都认为统一是历史的趋势。

虽然一些历史传闻说杨宇霆勾结日本，张学良因此下令处决他，但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诸多史料表明杨宇霆并非亲日派，甚至在1927年，他就曾公开表示南北妥协是完全可能的，南北两方在许多问题上具有相同的政治见解。张学良要在政坛上站稳脚跟，必须尽早表明立场，并与南京政府达成协议，而杨宇霆的举动无意间加速了这一过程。

第三个原因是长期以来日本对东北的压迫与侵略。张学良与日本之间有着深仇大恨，不仅有国仇，也有家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张学良无法容忍与日本的合作。自从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以来，尤其是在北伐即将成功之际，日本企图干预中国统一，甚至在山东阻挠北伐军进入华北。种种事例加剧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日情绪，张学良无法对日本采取任何妥协态度。

在家恨方面，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仇恨深重，这也是他无法与日本妥协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旧道德”观念要求张学良为父报仇，这种家国情怀促使他无法选择依靠日本。即使日本在张作霖死后试图趁机在东北插手，张学良依然坚定地选择抵制日本的干涉，继续保持东北的稳定。

当时，南京的谈判代表与张学良达成了关于东北易帜的协议，但日本的干预使得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日本警告张学良，易帜将导致东北局势动荡，但最终，张学良坚定地做出了易帜的决定，并通过与蒋介石的协商，最终确定了易帜的时间。

因此，东北易帜不仅仅是张学良个人的决定，它深受国内外复杂局势的推动，尤其是在美日之间的角逐影响下。张学良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