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自1922年建立至1991年解体，经历了七位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分别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每位领导人都在苏联的历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列宁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联的奠基人，斯大林则是将苏联力量推向巅峰的缔造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虽然任期较短，但两人都敢于改革，致力于改善苏联的经济和民生。虽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但他为改善苏美关系和推动政治经济改革也付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在这些领导人中，唯有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显得比较消极，他在位期间过于沉溺于享乐，导致政权空转，无法带领国家向前发展。勃列日涅夫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早年经历了从学生、工人、工程师到军队指导员的多重职业历练，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斯大林在30年代的“大清洗”使得苏联的干部队伍大量空缺，勃列日涅夫这一代年轻干部在未犯错误的情况下，迅速获得了晋升的机会。尤其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尽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后方，勃列日涅夫依然凭借着一些战功为自己争取了名声。

1950年，赫鲁晓夫的扶持使得勃列日涅夫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很快晋升为苏联的地方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官方文件中给予他“果敢”的评价，而勃列日涅夫自己则解释道：“果敢就是严格遵守制度，执行纪律并无条件地完成党委托的任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对领导干部的评判标准，更多侧重于遵守规章制度和高效执行任务，而非创新或变革。

赫鲁晓夫将勃列日涅夫推荐给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相貌和经历让他很快得到斯大林的青睐，被认为是接班人之一，并得到了重点培养。斯大林曾将他调往中央任职，赫鲁晓夫接手后也将他晋升为书记处书记。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的顺从颇为满意，似乎有意将他培养成二把手，但却对勃列日涅夫在工作中的犹豫不决和缺乏果断感到不满。当赫鲁晓夫被推翻后，勃列日涅夫被推选为苏共第一书记。这个决定并非基于勃列日涅夫的卓越能力或威望，而更多是苏共内部利益集团在权力斗争中的妥协结果。一个平庸的领导人更容易获得各方支持，维持权力的稳定。

勃列日涅夫的18年统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台至苏共二十四大（1964年10月至1971年），他在这一阶段逐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放弃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政策，恢复了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二阶段是从苏共二十四大到二十五大（1971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推崇个人崇拜，推动了战略核武器的建设。虽然苏联在这一阶段的国力达到了顶峰，但国内经济却持续下滑，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逐渐蔓延，领导层变得愈加稳定。

第三阶段是苏共二十五大后至去世（1976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决策上的迟疑与官僚主义的严重化，使得苏联经济急剧下滑。此时，消费品的进口量剧增，而领导层逐渐进入老龄化，国家陷入了困境。

虽然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有着最长的执政时间，但他依靠的是铁腕手段和卫国战争的胜利，稳固了自己的威信。与斯大林相比，勃列日涅夫虽然执政时间次于斯大林，但他并未像赫鲁晓夫一样因失势而下台。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勃列日涅夫能够稳固权力呢？这与他对苏联利益集团的“奉献”密切相关。

勃列日涅夫恢复了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制度，包括领导干部的终身职位和特权，这些都促进了特权阶层的稳固形成。在赫鲁晓夫执政时，苏共中央委员的续任率为49.6%，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0%。然而，这种终身制度也带来了领导层的老化。1981年，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苏共核心领导人的平均年龄更是高达75岁。随着特权阶层的日益壮大，苏联的官场腐败和不正之风也愈加严重。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特权阶层，不仅仅在物质上享受着超出常人的待遇，还在社会地位上稳固了他们的特权。例如，他们拥有政府提供的别墅、特殊医疗服务、休养机构和专车等多种福利，收入远高于普通百姓，甚至可以获得普通人无法享有的生活物资。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特权阶层的势力更加稳固，他们无需担心失去职务或下台。根据一些俄国学者的估计，当时这一阶层的人数大约为50万至7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些特权阶层不仅帮助勃列日涅夫巩固了政权，还抵制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确保现状得以维持。

因此，即使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逐渐衰退，无法再有效领导国家，特权阶层依然支持他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因为只要他在位，他们便能够继续享受这些特权。1976年，经过多次中风的勃列日涅夫已显得精神呆滞，记忆力丧失，甚至连说话都困难，但他的周围人依然不希望他下台。这种政治现象反映了一个腐化的体制，特权阶层宁愿让一个无法正常运转的领导人继续执政，也不愿放弃自己在这个体制中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