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十月，随着北伐和西征战役的落幕，朱元璋开始着手对开国功臣们进行大规模的封赏。此次封爵的等级非常复杂，尤其与清代相比，明代的爵位系统更显繁琐，未深入了解明史的读者可能对其中的细节感到困惑。以文武排名第一的徐达与李善长为例，二人的封号各有差异，体现了明代制度的独特性。

徐达的封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参军国事”，而李善长的封号则是“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公，参军国事”。这些封号中包含的“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及“中书右丞相”等职衔，含义和背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通过相关文献，笔者与各位一同回顾明初的爵位体系。

朱元璋所封的六位国公均为早年与他一同征战南北的亲信，他们是大明开国后首批获得封爵的大臣。在这些封号中，“公”、“侯”、“伯”都被称为“本爵”，这些爵位通常以“开国辅运推诚”开头，作为勋号。而在六位国公中，五位是武将，唯独李善长是一位文官，因此李善长的封号与其他五位有些许不同。武将的封号为“宣力武臣”，而文官则为“守正文臣”。类似的区分也延续到侯、伯的封号中，封号中都会标明其文武身份，这一制度在之后的朝代中也得到了保持。

除此之外，刘基与汪广阳的封号略有不同，他们的封号为“开国翊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并非朱元璋的嫡系亲信，而是在封号上进行了一些区分。若非开国功臣而是由子孙继承爵位，那么封号中就不会出现“开国辅运”的字样。例如，常遇春的儿子常茂同样是六国公之一，但他的封号简短得多，只有“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郑国公”。

洪武二十一年，常茂因罪被夺爵，朱元璋将常遇春的次子常昇封为开国公，封号中主要包含了“钦承父业推诚宣力武臣”。洪武时期还使用过“推忠协谋”等封号，但这一类并不多见。到了永乐时期，封号主要以“奉天靖难”和“奉天翊运”为主。

继承唐宋制度的明代，文武大臣们都有“散阶”和“勋官”以示朝廷恩宠，其中“特进光禄大夫”属于散阶，“左柱国”则属于勋官。洪武时期，开国功臣的散阶与勋官地位远高于一般的品官。正一品文官的散阶应为光禄大夫，二品为荣禄大夫，而六国公中的“特进光禄大夫”和“特进荣禄大夫”则位高权重，体现了他们的非凡地位。而“特进光禄大夫”的封号，仅有徐达与李善长两人。

在六位国公中，只有徐达和李善长被封为“左柱国”，这是因为在明代，左柱国为勋官的最高等级，左位的地位高于右位，反映了朱元璋对他们两位的极高评价。而其他四位国公则被封为“右柱国”。

“参军国事”是一个特殊的称号，源自元朝制度，意思是参与国家军事与政治事务的决策，类似清代的议政王。这个称号仅在洪武初年使用，并且只授予了徐达和李善长。随后，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被称为“同参军国事”，他们的职位较低，可以与科举考试中的“同进士”相类比。值得注意的是，常茂并未获得“参军国事”的头衔。

此外，“太师”、“太傅”和“中书左、右丞相”都是正一品的文官职务，属于实职官职（尽管三公职务是虚衔，但也列入了品官行列）。在六位国公中，徐达担任了中书右丞相，而李善长则是中书左丞相，李文忠与冯胜分别担任大都督府的左都督和右都督。常茂与邓愈则未担任任何实职，这一方面是因为常茂年幼，另一方面邓愈也未被授予实职，因朱元璋早已决定让他负责指挥四川与湖广的征战。

虽然不少开国功臣未担任实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权力受到削弱，实际上，他们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存在。随着战事增多，许多勋贵都被派往前线，亲自指挥军队，尤其像徐达，名义上是中书右丞相，但他几乎未曾在中书省待过，更多时间是在战场上。

洪武十三年和二十三年，朱元璋曾多次清算开国功臣，尽管许多人未能善终，但他们的爵位大多并未被完全取消，反而让他们的后代继承。洪武晚期，异姓爵位制度逐渐完善，规定凡开国功臣去世后，必追封三代。而且，若子孙未建立显赫功勋，他们的爵位便会依照原爵保留。与清代相比，明代的勋贵们若想晋升到更高的爵位，难度相对较大。

此外，许多开国功臣死后，都会被追封为更高一级的爵位，通常是国公被追封为王，侯被追封为国公，伯被追封为侯，尽管这一规则并非绝对，仍有少数功臣未能享受这一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