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中央苏区局势愈发紧张。面对蒋介石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央红军举步维艰。从兵力到武器，从补给到装备，红军都处于绝对劣势。

然而更危险的是，红军的行踪似乎被敌军掌握得一清二楚，每次战略转移都像在对方的掌控之中。到底是谁将红军的机密泄露出去了？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了国民党军5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和此前几次不同，敌人不仅在兵力上占据优势，而且实行了“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逐步压缩红军生存空间。

然而，比敌人兵力更危险的是红军自身的战略失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德国顾问李德主导指挥，红军被迫放弃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转而采用阵地防御战。李德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忽视了敌我力量对比，使红军陷入被动。一次次硬碰硬的正面交锋，令红军伤亡惨重，失去了主导战场的主动权。

进入1934年夏，苏区北大门广昌沦陷，这座战略要地的失守标志着第五次反“围剿”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国民党军迅速向兴国、宁都等苏区核心地带推进。此时的红军已很难在短期内打破敌人合围，内线作战的空间被极大压缩。

中央红军的处境越发危险。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再次被边缘化，“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为主要决策层。为寻求突围之路，红军高层悄然酝酿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的核心是制定“铁桶合围”计划——在瑞金周围构建一道多重防线，层层设防，试图将红军彻底歼灭于中央苏区腹地。会议结束后，国民党赣北保安司令莫雄意外地将这份军事部署泄露给了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

项与年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辗转送交周恩来。这一关键行动，为红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很快，红军高层正式作出战略大转移的决定——长征，即将开始。

为了保密，红军的转移路线只在极少数高级指挥员中传达。然而奇怪的是，从江西于都出发开始，红军就屡屡遭遇伏击，似乎每一条路线都早已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第一道封锁线设于赣南安远、大余一带，由粤军陈济棠部防守。红军在突围时遭遇顽强阻击，损失3700人；

第二道封锁线设在粤北仁化县，由粤军余汉谋、薛岳和陈济棠联手防守。尽管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暗中与红军达成默契协议，允许红军借道离开，但与薛岳部的冲突仍导致红军再次损失9700人；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湖南南部良田、宜章之间。红军部队与敌军激战后又付出8600人的代价；

最为惨烈的是湘江之战。敌军在湘江一带重兵设防，红军被迫强渡湘江，激战多日，伤亡惨重，仅此一役，红军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

这一路上，敌军部署之精确、伏击之密集，令人震惊。原本高度保密的战略行动，为何一步步变得透明？

答案的关键，隐藏在一个被忽视的人物身上——张翼。他原为红三军团第四师参谋长，是一位对红军作战计划、行军路径极为熟悉的中层指挥员。1934年9月29日夜，张翼在江西驿前镇突然叛变，投奔国民党。

张翼向敌方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包括红军的调动路线、各部部署、补给状况等。他的背叛，让蒋介石掌握了红军行踪，从而得以事先布局设防，形成步步为营的阻击网。

长征刚刚开始，红军就陷入严峻险境，大量官兵在几场恶战中失散、牺牲，部队士气受挫，兵力锐减。这一系列惨痛代价，与张翼泄密不无关系。

虽然张翼一度受到蒋介石重用，被任命为江苏省保安第二旅旅长，但他并未得到真正的信任。在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他与上司韩德勤关系恶劣，最终于某次争执后被韩德勤下令枪决。

张翼的命运也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投敌之人即便一时得志，终究难逃被弃之命运。

长征的初期，是红军最为艰难的阶段。在敌人重兵围堵、内部指挥失策、情报泄露的多重夹击下，红军几近陷入绝境。湘江之战后，部队锐减至不足三分之一，许多干部战士长眠于湘水之畔。

然而，正是在这最危急的时刻，红军开始调整指挥系统，毛泽东重新走上前线指挥舞台，才逐步扭转局势，为后续的战略转移打下基础。

一个叛徒改变了战局的开端，却未能改变整个红军的命运。面对重重危机，红军靠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走出了血与火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