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需要排除基因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可能仅仅因为赢氏家族的基因特别优秀，才让秦国连续七代出现杰出的领导者。

要谈到基因，其他六国的基因并不逊色于秦国的赢氏家族。首先，燕国与周王室血缘极为接近，且早于秦国成立数百年；齐国则出自姜氏家族，姜子牙的后代，基因背景也同样强大，特别是后来的田氏齐国，其祖先为帝舜，显然是有着深厚的血统根基；楚国的熊氏血统可以追溯到远古的颛顼高阳，且早于秦国数百年便建立了强大的国力；至于韩、赵、魏三国，这些都源自晋国，赵国甚至与秦国有共同的祖先，韩和魏也与周王室有些许远亲。

因此，秦国能够连续出现七代明君，完全与基因无关，因为六国的血统背景都不差，大家的祖先也都非常显赫。真正的关键在于，从秦孝公起，秦国实施了商君之法，推行法治，国家体制的变革以及“法治”的延续推动了秦国在政治上的优势，使得其国君在治国能力上远超其他国家。

从秦孝公开始，秦国的政治体制保障了每一位登上王位的君主都不会失职。无论是嬴驷、嬴稷、嬴荡、赢异人，还是嬴政，只要在秦国体制下，统治者都能得以施展他们的才能。这一切都归功于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

秦孝公继位时，秦国的国情十分危急。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被视作边疆蛮夷。秦国不仅在军事上落后，曾长期处于晋国的压制之下，就连河西之地也被晋国占据，秦国的边疆多次遭遇败绩。尽管晋国分裂后，魏国也没给秦国喘息的机会，一直压迫秦国，甚至秦孝公的父亲也因此战死。

秦国的内政同样堪忧，老贵族控制着大量的资源与兵力，而宗室几乎没有任何权力，若不发动战争，老贵族掌控了秦国的经济与土地，宗室的收入微薄；若发动战争，秦国的军队也常常处于分裂状态，宗室与贵族的军队无法协同作战，失败时宗室背锅，胜利时老贵族分割战利品。这样的内外困境让秦孝公深知，若不改革，秦国或将被外力压制或内部分裂。

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于是他在国内发布了《求贤令》，呼吁全国贤士为国家效力。

正巧在秦孝公发布《求贤令》时，山东六国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魏国经过李悝的变法，国家已经逐步强盛，楚国也紧跟其后进行吴起变法。齐国的田氏政权通过稷下学宫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韩国则由申不害变法一跃成为“劲韩”，这些国家都在吸引大量的有识之士。

然而，秦国的名声并不好，士人们普遍对秦国的印象恶劣，因此《求贤令》并未产生多大反响。而魏国，则在一众优秀人才的争斗中，逐渐暴露了其内部分裂的问题，吴起被逐，孙膑遭遇残疾，公孙衍则被猜忌。魏国的政治局面相对混乱，人才反而成为了负担。

而在魏国政治的动荡中，有一个名叫卫鞅的青年才俊，他从不急于上位，而是悄悄地积累经验，见证了魏国多次变法，并在公叔痤的门下暗中观察，积淀下了宝贵的政治智慧。直到公叔痤临终时，他才向魏王推荐卫鞅，但魏王并未重视，反而被劝告杀掉他。卫鞅意识到自己在魏国无望，于是迅速离开，投奔了秦国。

秦孝公此时正需要一位像卫鞅这样的改革者，二人一拍即合，卫鞅用他在魏国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方案。秦孝公采纳了卫鞅的建议，迅速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

商君之法的实施彻底打破了秦国旧有的体制，重塑了贵族与奴隶的地位。卫鞅通过法律规定，战功和劳动都能使人晋升爵位，贵族若三代无功则剥夺爵位，这种体制的变化激活了秦国的社会阶层，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整体战斗力和国力。

这场变法取得了成功，秦国迅速扩张，并在河西之战中大获全胜，洗刷了秦国百年屈辱。卫鞅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秦孝公封他为商君。可惜的是，秦孝公不久后去世，商鞅因为改革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了强烈反扑，最终被流放并残忍死去。

然而，商鞅的法治思想依然影响着秦国，秦惠文王继位后，迅速清除旧贵族势力，继续执行商君之法，使得秦国的改革逐渐深入人心。随着改革的推进，秦国逐步成为战国时期最为强大的国家，最终在秦始皇嬴政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大业。

因此，从秦孝公到始皇帝嬴政，尽管每位国君都有一定的治国才能，但真正推动秦国持续强盛的，是那些为秦国服务的外臣，如商鞅、吕不韦等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帮助秦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建立起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