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与张震的初识与深厚情谊

1931年11月，黄克诚从红3军团3师政委调任至1师，担任新职。他刚到新岗位没多久，部队便接到命令，准备进攻赣州。战前，黄克诚召集全师干部开会，严肃而又郑重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要求：必须严格遵守城市政策，保护商业和贸易，坚决不允许随意逮捕商店老板，没收商店的行为绝不允许发生。

然而，尽管黄克诚在会议中强调了这些要求，战争的前奏尚未打响，红1师的某些人却不顾他的指示，擅自带队没收了一家商店。经过上报，查明是1团4连的士兵所为，而这个连的政委，就是后来的张震将军。得知此事，黄克诚勃然大怒，立即前往红4连驻地。

那时，张震正好在驻地。看到黄克诚急匆匆走来，他迅速迎上去准备汇报。但黄克诚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愤怒地喊道：“张震，是谁让你们去没收商店的？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什么？你怎么敢违抗命令？我要杀了你！”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指责，张震感到非常意外和委屈，但他脾气火爆，立即反驳：“我没有没收商店，你杀不了我的头！”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完全不打算接待黄克诚。

黄克诚站在张震的背影前，气愤地说道：“等查清楚了，我再找你算账！”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经过进一步调查，黄克诚最终得知，实际上是3团的一个连员所为，并非张震所在的连。张震后来回忆时表示：“那时候，红军上下级关系简单直白，大家都可以当面说话，批评也不会过多顾忌，不需要太多复杂的情感。其实，经过这次争吵后，我与黄克诚的关系反而更加亲近了。”

战斗失利与红三军团的整编

尽管黄克诚和张震之间因误会产生了冲突，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此产生裂痕。最终，赣州战役以失败告终，红三军团进入了休整阶段。在这一时期，军团进行了整编，张震所在的4连被撤销。与此同时，黄克诚被调任至红5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次反围剿与黄克诚的英明决策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第五次“围剿”，这场战斗持续到了1934年10月。在这一轮反围剿战役的后期，张震不幸在战斗中右臂中弹，随后又感染了疟疾，团部决定将他送往后方医院疗养。

在医院期间，黄克诚前来看望伤员。当他看到张震的伤情后，坚决要求他返回前线，尽管张震的伤口还在化脓，且他担心拖累部队的行程。但黄克诚并没有给他任何退缩的余地，坚定地说：“你能走，到了前方也能养伤。”

黄克诚后来回忆道，他之所以强烈要求张震和其他伤员回到前线，是因为他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的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并且曾经听到博古在红三军团的报告，暗示部队可能会面临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通过这些微妙的信息，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中央可能在策划撤离苏区，他担心如果部队真要转移，那些伤员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因此，他决定亲自去医院动员伤员跟随部队转移。

当时，张震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转移的真正意义，直到多年后，他才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得知，黄克诚并未提前知道部队的决策，而是通过敏锐的观察推测出的这个判断。张震深感钦佩，表示：“如果不是黄克诚把我从医院带走，带上长征的路，我哪里会有今天？”

长征中的离别与感激

不久后，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了长征，无法随队转移的后方医院不久被敌人摧毁，大部分伤员和医护人员不幸牺牲。黄克诚回忆称，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多人，而这些人几乎都未能逃脱敌人袭击的厄运。

在长征过程中，许多伤员对能够回到部队表示羡慕，但没有人预料到他们即将经历的重大转折。张震回忆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部队即将开始长征，离开时，医院的副院长方圆等同志还一再叮嘱我们：‘等你们反攻胜利了，别忘了给我们带些战利品回来，后方的情况实在太困难了。’”

1980年事件与黄克诚的原则

多年以后，张震与黄克诚的情谊并未因时间流逝而褪色。1980年1月，张震从总后勤部部长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在中纪委任常务书记。某次，张震和杨勇副总长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场饭局，花费了400元，并开具了总参的发票。几天后，这件事被举报到了中纪委。黄克诚看到举报信后，毫不犹豫地指示要查清楚责任人：“谁出的主意谁拿钱，发现一个查一个，不仅要查，还要处理。”

张震坦言：“对于黄老的批评，我们心悦诚服，并决定自己平摊饭费。杨勇同志坚决不同意，最后他从自己工资里拿了400元，并向黄老做了检讨。”

这些经历让张震更加敬佩黄克诚，他深知这位严谨、刚正不阿的领导者，始终坚持原则，从不徇私情，也因此更让人钦佩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