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64年6月的暑期，随着湘军成功收复金陵，曾国藩兄弟的声誉可谓如日中天。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而曾国荃则被封为一等伯爵。所有在湘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和有功人员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其中有十位将领的官职被提升至督抚级别。长江流域的水师也完全由湘军将领控制，而曾国藩推荐的人才则被任命为重要职务。然而，这一切光鲜亮丽的表面背后，却隐藏着无数潜伏的危机和压力。曾国藩很快意识到，自己深陷困境，进退两难，甚至感到哭笑不得。

这种暗潮汹涌的局面，不仅仅源于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也因为私人利益的角逐，甚至归结于湘军内部因胜利而滋生的傲慢与纪律的败坏。金陵攻克后，清廷获悉金陵城中可能藏有大量金银财宝，命令曾国藩将其上交。然而，湘军攻占金陵后，军纪混乱，官兵们忙于抢掠，士兵们肩挑背负，满载而归，街道上人群如蚂蚁搬家一般，整个城市几乎被洗劫一空。曾国藩面对这一局面，处境艰难，如果要求将战利品上缴，显然不现实。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麻烦，他向清廷回复称：“城中财物多为私藏，勇丁所掳财物难以核查，若强制缴还，恐怕无济于事，还可能导致军心动摇，政体失衡。”结果，清廷无可奈何地终止了追查，但曾国藩的“包庇”罪名以及曾国荃的贪婪行为却成为了众口铄金的谈资。

曾国藩兄弟的困境并没有就此结束。曾国荃在第一次向清廷报告金陵攻克情况时，为了掩饰湘军内部的混乱，曾提到：“城中范围广，搜捕工作难以完全进行。臣一度离城，返回老营，城中或有少数漏网之鱼，定当追击。”这番话本意是想为湘军的掠夺行为找个借口，然而清廷却因这番表述而勃然大怒，责怪曾国荃轻视工作，未能彻底控制金陵。而曾国荃愤怒于此，不仅迁怒于幕僚赵烈文，责怪其文字不当，兄弟间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擒获后，被送交曾国荃处理。然而，部分将领为了立功，竟然谎称是他们的部队抓获了李秀成，并且将与李秀成相关的民众囚禁并勒索财物。此事的真相虽不难揭露，但由于涉事将领与曾家有亲缘关系，曾国藩兄弟选择了视而不见，这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形象。

李秀成的处置也成了另一场风波。由于李知晓过多关于湘军掠夺的秘密，曾国藩兄弟决定在未报告清廷的情况下先将其杀害，再向朝廷交待。尽管这样做符合当时的局势，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杀人灭口”的指控。有人甚至猜测李秀成并未死，曾国藩所杀的仅是替身。更有甚者，清廷派员暗查此事，尽管未能得出结论，但曾国藩兄弟因此蒙上了严重的污点。

几个月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奏报称擒获了从金陵逃出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这一消息直接打破了曾国藩关于金陵城内无敌的说法，进一步加重了对他们的指责。曾国藩在金陵战后的奏报因失实而受到了清廷的冷嘲热讽，虽然清廷未能明确惩处，但来自朝野的压力依然让他感到十分为难。

不久后，起居注官蔡寿祺竟然以极其低微的身份弹劾曾国藩，虽然这一举动似乎源于清廷的背后指示，但却也暴露出清廷对曾国藩信任的裂痕。这一切，使得曾国藩的困境愈发深重。为了表达不满，曾国荃最终向清廷提出辞职请求，表示希望回乡养病，而清廷的答复则是简单敷衍，并未表示温慰。

到了同治三年，曾国藩回到南京，准备在总督署安顿下来时，曾国荃竟然在公开场合痛斥清廷对其功绩的忽视与不公。曾国藩无奈地试图安抚，却也感到窘迫无比。在这时，曾国藩竟以“自劾”方式，主动向朝廷表达自己的错误，以示诚恳。然而，尽管他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被清廷打压，面对这般情况，他只能感到愤懑与无奈。

最终，曾国藩的心血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他的处境愈发困难。清廷的暗中猜疑和隐秘敌意，使他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困局之中。而曾国藩兄弟的努力与牺牲，最终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打击和冷漠的对待，这段历史，也成了湘军辉煌背后的无奈与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