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3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各个纵队收到了来自刘邓首长的震撼指示，通报中严厉批评了1纵20旅59团1营的重大损失。这份指示中措辞极为苛刻，在我军历史上可谓极为罕见，通报指出，少数干部在关键时刻“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的行为是“极为可耻的”，并且造成的损失被严厉定义为“一种罪过”。这次严厉通报所提到的，正是让无数人难以回忆的“包信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纵20旅59团遭到了蒋军胡琏部的重创，1营几乎全员阵亡，成为刘邓大军成立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损失。战斗的失败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胡琏的整编11师的确是一个强敌，另一方面也正如刘邓首长所说的那样，指挥和处置方面存在着严重失误。

那么，究竟谁该为这次“处置失当”承担责任呢？我们先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转出大别山之后，直接威胁到了平汉铁路，蒋军迅速调集了三个整编师进行回援，并在河南漯河一带与杨勇的1纵展开对峙。1纵的主要任务是创建根据地，而眼前蒋军的重兵集结让他们面临是否迎战的艰难抉择。经过反复商议，1纵司令员杨勇与政委苏振华决定，先派兵将敌人引到西面，为创建根据地争取时间和空间。

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1纵的主力部队——20旅。此前，20旅曾取得两次胜利，攻占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缴获了大量物资，并且补充了许多新兵和归队的伤员，士气高涨，渴望再次获得胜利。杨勇向20旅旅长吴忠传达了指示，强调任务是引导敌人到西面，而不是直接与敌作战。20旅的兵力不足，敌军有三个整编师，尤其是整编11师——被视为最难应对的敌人。因此，20旅承担的任务极其艰巨。

然而，吴忠并未被敌人吓倒，反而充满信心，特别是在此前与整编11师的较量中，他凭借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带领队伍成功突围，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尽管如此，吴忠却没能避免轻敌的心理。杨勇给了20旅很大的自主权，指挥权高度集中在吴忠手中。20旅到达包信集后，吴忠与政委刘振国和副旅长李觉在下一步行动上产生了分歧。刘振国和李觉认为应该尽早撤退，避开敌军主力，而吴忠则坚持要打一场硬仗。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吴忠最终拍板决定打一仗。

但吴忠的决策显然存在一定问题，他没有考虑到整编11师的机动性。吴忠想借着与当地土顽的交战拖延时间，然而没想到这次遭遇的土顽并不简单，几次出击都未能奏效，反而暴露了行踪。蒋军的胡琏迅速下令追击，迅速赶到包信集。杨勇意识到20旅可能面临危险，急忙发电要求撤退，但吴忠和其他指挥官在撤退路线的选择上依然未能达成一致。吴忠决定让机动性较强的骑兵团向西撤离，而旅主力则向东转移，靠近纵队主力。然而，这一决定显然过于冒险，且没有考虑到敌军的机动性。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的失误导致了20旅的惨败。吴忠没有进行有效的快速撤退，而是在小回庄停留休息，导致整编11师的先头部队赶到并与58团展开激战。虽然58团和59团凭借坚固的防线顽强抵抗，成功拖延了敌军进攻，直到天黑，但最终由于撤离组织不善，敌人迅速突破了防线。在接下来的战斗中，59团和1营的损失更为惨重，尤其是1营，被敌军包围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次包信集战斗的失败，无论是从战术决策，还是从指挥执行来看，吴忠都难辞其咎。最终，1营几乎全军覆没，仅有80余名士兵侥幸逃脱。吴忠深知这一切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些幸存者时，他忍不住流泪承诺会为大家讨回公道。杨勇对吴忠大为失望，严厉质问他的失误，并表示不管处分如何，吴忠都应该承担责任。最终，吴忠并未被撤职，但和其他指挥官一样受到了严重警告。

这次惨败给中野部队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全军对整编11师更加忌惮。而对年轻的吴忠来说，这次失败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促使他迅速成长，最终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官。1955年授衔时，吴忠和刘振国、李觉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吴忠以年轻的身份成为最年轻的开国将军之一。这次失利无疑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次深刻教训，也为他日后的崛起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