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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千俞

编辑|t

经常看抗日神剧的朋友一定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剧中的汉奸总是对日本军人恭敬地称呼“太君”。如果知道对方的姓氏，他们会在姓氏后面加上“太君”；若不清楚姓氏，只要看到穿着日本军服的日本人，便会立即低头弯腰，恭敬地称呼“太君”。

随着这一现象的不断出现，部分网友产生了疑问：这个“太君”究竟在日语中代表什么意义？这种称呼是日方强制要求的，还是汉奸自发使用的呢？日本人自己是否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呢？

在中文里，“太”常常具有至高无上的含义，而“君”则是古代用来尊称统治者或地位较高者的词语。古人对有德行和威望的前辈或官员也会称之为“君”。“太君”在我国古代通常指的是尊敬的前辈，特别是指德高望重的人，例如佘老太君这样的称呼。同时，历史文献中，“太君”也有时作为仙女的代称，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夏》一诗中便有“安得薄雾起缃裙，手接云輧呼太君”，此处的“太君”便是指仙女。

然而，汉奸显然不可能将日本军人称为仙女。实际上，“太君”这一词在日语中并不具备直接的含义，甚至连汉奸自己对这个词的来源也没有清晰的理解。

追溯历史，最早将日本军人称为“太君”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那段时间里，许多有关日军侵华的记录中频繁出现这一称呼。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为何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汉奸开始使用这个词汇。

自1904年起，日本在占领旅大地区时，强迫当地百姓学习日语。1932年3月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方政府甚至将日语定为国语，要求所有学校教授日语。面对这种强制性的压力，当地百姓不得不开始学习日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当然，大多数人是被迫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了投靠日本，借此谋生。这种情况下，孩子们传唱的顺口溜反映出人们对日语的零星了解和使用：“学会日本话，就把洋刀挎，吃饭叫米西，骂人叫八格……”这些口头传唱的词汇，展示了当时民众对于日语的片面理解和在强迫环境下勉强使用日语的无奈。

随着日军的强压，民众逐渐习惯于使用这种日语与中文混合的语言，这种“协和语”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流传。比如，我们在一些日剧中看到的“米西”或“大大的”便属于这种协和语。然而，“太君”这个词并非日语中的一部分，也不属于这种混合语言。

事实上，汉奸在最初对日本人的称呼中，普遍使用的是“大人”，这个词语在日本国内也比较常见。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行过现代化改革，但当时的传统阶级制度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在军队中，阶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贵族出身的人通常会直接升任将领，而平民则需要拼命奋斗，才能晋升为大佐。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平民对贵族的尊称是“大人”，而士兵对将领的尊敬也是用“大人”一词。日方的文献中，关于“大人”有三种发音：daren、tairen和taijin，前两者受中文影响，第三种则在日语中被广泛使用。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称呼中，taijin常常用来尊称地位较高的人，发音与中文的“太君”相似。尽管在日方和中方的理解中，这个词语的具体含义可能并不清晰，但由于发音的相似，双方产生了误解。

然而，汉奸和日军对这个词的理解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汉奸通常并不懂日语，对“太君”的发音与日语中的“大人”相似完全没有意识。而日本军队的组织结构与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军职和军衔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然“队长”或“大尉”等职称的发音与“太君”相近，但大多数汉奸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队长”，因此他们便习惯性地用“太君”来代替，甚至误解为是对日本军官的普遍称呼。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抗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日本军人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并不愿意学习中文，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理解的“中文”，这种现象后来被学者称为“大兵中国话”。这些日本士兵误以为他们所说的就是中文，而中国人则认为这是日本话，两者之间产生了文化误解。

此外，由于当时日方的翻译水平不一，很多日军士兵对中文的理解也非常肤浅，导致了很多翻译误差。比如，“掌柜”一词，有的日军理解为店主并能正确书写，但也有日军误将其写成“长贵”。这类误解正是中日文化差异所致。对于“taijin”这一词，双方的理解也存在偏差。汉奸在模仿日本人对高级军官的称呼时，将其误听为“太君”，并习惯性地使用这个词来称呼日军的高级官员。而日本人则误以为这只是中文中对大人的尊称，并接受了这个称呼。

当然，称呼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汉奸在说出这个词时的卑微态度和谄媚姿态，极大地满足了日军的虚荣心，让他们在征服者的地位上获得了愉悦。虽然称呼并不重要，但这种不自觉的低姿态无疑取悦了日方。

然而，根据当时日本普遍的重男轻女文化，如果日本人知道汉奸称呼自己军官的方式是用女性的尊号，恐怕并不会十分乐意接受。

总而言之，“汉奸”这一称呼的诞生，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它揭示了当时被压迫和欺凌的百姓处境。我们应当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