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谭老板”。这个绰号源自于抗战时期，当时他伪装成一个绸布庄的老板“林俊”，穿梭在江南的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同事们见他时常以商人的身份出入，便开玩笑地称他为“谭老板”。在新四军的高级领导中，谭震林无疑是冒险精神最为突出的一位，他能够在敌占区游刃有余，化险为夷。

与其他一些领导人不同，谭震林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像少奇同志和陈毅那样，他们回到延安，常常有小部队的护送，能够顺利回到安全的后方。但谭震林的任务却是深入敌占区，他的行动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几次在路上，他和敌伪士兵近距离遭遇，凭借机智和胆略总能化解困境。

1940年3月，新四军军部决定派遣谭震林深入敌后，前往苏常太、澄锡虞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并扩大武装力量。为了掩人耳目，谭震林带领六名同志化妆成商人和伙计，从延陵出发，经过常州、苏州等地，最终抵达常熟阳澄湖畔的游击队司令部。由于他的到来，原本寥寥无几的武装力量迅速得到了补充，并且和京剧《沙家浜》中的夏光等领导人一起，极大地激励了江抗东路的斗争。几十年后，夏光等人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仍然对谭震林的卓越领导能力赞不绝口。

1941年，新四军在抗战形势变化下进行了组织调整。总部决定成立江南指挥部，谭震林被任命为指挥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改编成七个师，谭震林也被任命为第六师的师长。在敌后工作时，由于日军对新四军的威胁极大，第六师不得不分散在多个地方，避免大规模集结引发敌军的合围。谭震林常常要在各个地方奔走指导。1941年6月，他在无锡东乡荡口镇与日军哨兵险些擦肩而过。

当时，荡口镇已经有电灯，远离交通线，日军并不重视这里。尽管镇上有一个日军小据点，但驻守的兵力不多。新四军经常在镇上公开活动。夏光接到消息，认为镇上敌人不多，便派出侦察班前去接应谭震林。可谁知，恰好在那天，日军刚刚进驻了荡口镇，侦察班还未到达，而谭震林和邓振询一行已赶到镇上。

天刚破晓，他们走到了日军据点前的十字路口，突然发现一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哨兵正站在路口，双方愣了一下。日军哨兵显然被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到了，立即跑进据点鸣枪示警。谭震林反应迅速，指挥警卫班冲过路口分散敌人注意力，同时带领邓振询的便衣警卫班通过小巷悄悄撤出。由于谭震林熟悉当地地形，他们得以安全脱离。

听到枪声的夏光急忙带队赶到，途中遇到了侦察班护送着谭震林一行。邓振询见到夏光后，连声说：“要不是谭师长熟悉地形，我们真可能就陷入了困境。”不久，散落的队伍纷纷集结，然而，由于匆忙撤退，谭震林的一些行李在混乱中遗失。

1941年12月，谭震林得知新四军第六师16旅在苏南潥阳塘马地区遭遇日军围困，旅长罗钟毅和政委廖海涛双双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悲痛欲绝。此时，谭震林已将师部移至苏中地区。他决定亲自前往江南，慰问16旅的遗属，并安抚士气。经过军部批准，他立即启程南下。

渡江后，谭震林只带着两名警卫员，身穿便衣，由当地交通员带路。途中，他们在京沪铁路附近遇到了一排伪军巡逻队，谭震林与同行的交通员和警卫员成功通过了检查。但另一名警卫员张坚表现得稍显紧张，被伪军发现并搜身，结果发现了他的手枪。伪军将张坚捆绑后开始追赶谭震林一行。

谭震林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指示交通员带领他们迅速脱离视线。为掩护同伴，陈小毛迅速冲进一个村庄，跑进一家正在吃饭的家庭，谎称“和平军”正在拉夫，求助村民。陈小毛在家中用餐，伪军未能识破他的伪装，最终悻悻而归。

张坚见伪军分散去追陈小毛，趁机撒下军用储备卷制造混乱，成功脱身。晚上，谭震林和两名警卫员按预定计划在下一个村庄会合。当谈及此事时，谭震林对两名警卫员的机智与勇敢赞不绝口。谭震林曾感慨，这种局面在闽西的游击战争中并不罕见。

1944年秋，谭震林已担任新四军2师政委，指挥师前指避开了日军的“扫荡”行动。侦察情报显示，敌军即将向他们的驻地（安徽滁州西南的常山岭）扑来，师前指决定紧急转移。夜晚，在通过一座小桥时，几匹刚入伍的马因惧怕过桥，最后只得用布蒙住它们的眼睛，成功让马匹渡过。

转移过程中，部队在一个小村庄临时驻扎，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整个村庄被精心隐藏起来。尽管有“铁锤子团”的两连队在此，部队的战斗力不容小觑，但如果被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敌人即将接近时，谭震林果断指示部队利用地形，迅速脱离包围圈，转向东侧进行穿插。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部队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谭震林虽身材矮小，却极具智慧和战略眼光。他从闽西游击战斗到抗战胜利，屡次陷入险境，但总能凭借自己的机智和胆略化险为夷，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