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毫无疑问是伴随西方强大冲击的到来。与西方社会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几乎自动转变为金钱秩序的独特历史进程不同，中国的命运被形象地描绘为“被大炮轰出中世纪”。那时，“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便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虎门硝烟未散，城下的屈辱条约已经签订。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一片屈辱与血泪之中拉开了序幕。

西方列强不仅打开了中国的海关大门，还无情地击破了中国几千年“天朝上国”的传统自我中心主义幻想。面对落后，清朝政府痛定思痛，开始涌现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潮流。在法律领域，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涌入，中华传统的法系在时局的冲击下逐渐崩溃。为了应对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政府进行了多次自我救赎的变法尝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历史却更多地留下了遗憾。

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历史中，清朝的愚昧与保守被批评为拖延了国家进步和自己的统治。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这一命题充满了争议。虽然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人所知，但其深远的意义却尚存争议。同时，很多较为次要的事件依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因此，对于晚清时期法制改革的系列活动，依旧需要通过新一轮的研究和深入分析，才能真正把握。毕竟，法律是一个具有强烈传承性的领域，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道路依旧在艰难行进。“当终点的接力者沐浴在鲜花与掌声中时，谁能忘记起跑者的艰辛与孤独？”晚清的法制改革无疑是这一世纪长跑的起跑一环，它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背景密切相关，值得我们深刻研究；更何况，这场法制变革的进程远未结束。

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轴心时代”。在近代之前，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东西方文明各自独立发展。尽管在汉代，罗马皇帝安敦曾派遣使节访问中国，但两者之间的交流仍十分有限，未能形成深刻的互动。直到元代，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通过他的游记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明。他在书中对中国的富饶与繁华赞不绝口，以至于当时的欧洲人无法理解三千里之外竟有如此强大的帝国。这一切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长期隔阂。然而，随着近现代东西方的大规模接触，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西方航海事业的崛起，伴随着对东方财富的渴望，逐渐引发了对中国的探索。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通过海路到达粤江口，标志着欧洲人首次通过海上路线到达中国。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也纷纷向中国进军，开始了各自的商业冒险。然而，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政府一直实施保守的经济政策，拒绝积极开放海外贸易。1655年，为了应对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清政府颁布了禁海令。此后，1661、1662和1678年三次发布“迁海令”，导致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居民失去了生计。至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在两广总督的主导下，又制定了《防范外夷条规》，限制对外贸易，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并实行“公行”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外商的不满情绪。

到十八世纪末，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逐年增加，尤其是英国，鸦片和茶叶贸易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税收占印度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两次派遣使节于1787年和1792年前往北京交涉。但当马嘎尔尼勋爵拒绝按照三跪九叩的礼节向乾隆皇帝进献朝贡时，清廷的愤怒毫不掩饰。此次交涉因东西方礼节上的巨大差异，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相比西方的积极探索，中国对外界的认知仍然十分有限。据记载，19世纪之前，只有少数中国人访问过欧洲，其中巴琐马、樊守义和谢清高三人的旅行记录，是清朝了解西方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及其“内夏外夷”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人难以突破心理上的巨大障碍，这种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成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沉重包袱。加之与外界的交流资料稀缺，使得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往往仅限于“夷夏之别”，对西方的冷漠与鄙视成为主流观点。

西方人在中国的形象常被贬低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他们被认为“初不知礼义廉耻”，甚至有观点认为西方人不过是“畜类”，与之交往时则无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偏见，甚至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连林则徐这样的爱国者也认为西方的“茶叶、大黄”等物品是他们所必需的，而对于西方的负面评价始终存在。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切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和法律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传教士群体的作用尤为突出，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和法律思想。通过利马窦等人的努力，西方的知识逐渐渗透到中国士大夫阶层。传教士还特别注重法律文化的传播，艾儒略等人翻译了《职方外纪》，详细介绍了欧洲各国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等，并对西方的法治、司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播下了种子。

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们也通过出版刊物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法律思想，试图消除中国人对西方的敌意。例如，郭实腊等人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便以介绍西方工艺和科学为主要内容，通过理性分析让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在许多方面仍需向西方学习。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中国主权的严重受损，也促使了西方文化和法律的大规模传播。随后的几十年里，西方的法律文化在中国深刻影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