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之一，便是科举制度的出现。根据目前的研究，科举制度的最早雏形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也就是现今山东一带。

北周灭掉北齐之后，科举制度开始在北方广泛传播。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推翻了北周，统一了南北，成功将科举制度推广至全国，实现了大一统。这个历史时刻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登场。

然而，隋朝的科举制度并不完美，实施初期存在许多漏洞，许多贵族子弟借机利用这些不足，轻松进入仕途。这些问题让科举制未能立刻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到了唐朝，科举制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便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

从汉朝以前，中国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贵族家庭垄断了官场的资源，商鞅变法后还设立了军功制度，通过立功可以获得封地成为贵族，但即便商鞅再有功，也得亲自上阵才能得到封赏。进入汉朝后，官员选拔通过察举制进行，地方官员推荐当地的优秀人才，推荐条件包括廉洁和孝顺，经过上层审核后，才有机会做官。然而，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缺陷，特别是贵族之间的互相推荐，导致了门阀世家的形成。例如，著名的袁绍家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

在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实施的是曹丕时期陈群设计的九品中正制。虽然该制度有一定的规定，确保了某些程度上的公平，但依旧是察举制的变种，权贵掌握着选拔的权力，使得门阀制度愈加严重。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大族的子弟，几乎一出生就能自动获得做官资格。

科举考试的设立在理论上，给了读书人更为公平的晋升通道。与过去的制度相比，科举至少具有了相对的公正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表达的就是通过科举进入朝廷的理想。但唐朝长达289年的历史中，总共录取的进士人数仅约7000人，按唐朝一年一次的科考计算，平均每年只有24人通过考试。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数量，这个通过率几乎与中五百万彩票的概率不相上下。即使如此，唐朝的科举考试中也存在着种种内幕。

例如，所谓的“通榜”，即考生的名字会出现在试卷上，主考官可以直接看到。某些考生会通过事先准备的文章，或者送上好处，博取主考官的好感。这样一来，主考官在看到考生名字时，往往会将其录取。此外，还有“行卷”这一手段，考生通过写一些文章或诗词，得到有地位的人物赏识，进而被推荐给主考官，顺利进入考场。

王维便是这一例子，尽管他才华横溢，但屡次科考失利。后来有人建议他去寻找关系，于是他拜托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借助她的赏识，第二年王维便顺利成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虽然设立了公平的机制，但实际上，许多有关系的人依然能进入仕途。真正的才能，往往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才能脱颖而出。因此，唐朝的科举制度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不少人钻空子的工具。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科举的情况与唐朝类似，并未有大的突破。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科举制度才迎来了较大的变革。赵匡胤扩大了科举的录取规模，这不仅是为了安抚读书人，也出于一种政治考虑。宋太宗赵光义进一步扩招，为了讨好士人，他在太平兴国二年进行大规模扩招，录取了500多名进士和其他科目。相比唐朝每年录取的20多人，增加了几十倍之多。

从此，宋朝的科举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考取进士成为了很多读书人的目标。为了解决科举制度中的问题，宋朝开始采取更为严格的措施，如试卷糊名制和誊录制。这些措施的引入，确保了科举的公平性，避免了主考官通过识别笔迹来判定考生。

宋仁宗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试卷的匿名审阅和抄写系统都得到了全面推广。正因如此，苏轼的科举故事才得以发生。在一次科举中，由于苏轼的试卷被误认为是曾巩所写，结果未能得到第一名，这也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公正性。

关于教育资源的讨论，现代人常谈及学区房与名校的竞争，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代，教育都属于一种稀缺资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姓七望等贵族家庭拥有了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子弟通常能够成为官员。即便是唐朝时，四分之一的宰相都出自这些名门望族，可见他们家族的成材率有多高。

然而，从北宋开始，科举扩招使得越来越多的寒门子弟得到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大臣范仲淹等人极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在各地设立书院，为基础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范仲淹的应天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名校，便是这一时期教育普及的代表。

科举扩招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普通百姓开始通过读书来谋生，教育成为了一条晋升的捷径。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整体向上流动，使得宋朝的教育体系逐渐完善。而随着竞争的加剧，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当今的“卷”字，意味着不懈的竞争。尽管很多人对这种竞争感到疲惫，但从整体来看，竞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家庭就是通过控制教育资源来避免进入这种竞争，而北宋的科举改革，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通过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