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限制”这一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周世虹指出，“一人犯罪，影响三代”的考公限制不公平，认为这种做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他提到，在今天这个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政审应更加注重考生个人的实际表现，应该基于具体的证据来进行判断和证明。

这一观点引起了支持与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如果取消对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会导致犯罪的代价降低，进而使得犯罪分子对法律失去敬畏之心，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在古代社会，罪犯的子女又是如何被对待的呢？哪些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历史背景。

科举制度自古代开始便是封建统治者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它打破了世族垄断权力的格局，给了大量来自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极大地拓宽了封建国家人才的选拔范围。科举制度无疑是封建时代最具公平性的人才选拔形式之一。然而，尽管它为社会下层提供了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仍然必须保证“家世清白”，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背景必须没有犯罪记录，才能够报名参加考试。

那么什么是“家世清白”呢？这其实是指：三代以内没有犯罪的男性，也没有再婚的女性。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前需要进行政审，审查的对象是考生本人，而与其亲属无关。如果考生本人曾经犯过法并入狱，那么他几乎就与科举无缘了。然而，这并不会影响他后代参加科举的资格——他们不会因为祖先的罪行而被剥夺考试机会。

进入明清时代，虽然科举制度的基本框架沿袭了宋代的做法，但对罪犯的后代并没有明确禁止他们参加科举的规定。在清朝，考生如果没有合适的担保人，即便没有犯罪记录，也无法参加科举。尽管没有禁止罪犯后代参加科举，实际操作中，由于举人的担保要求，许多罪犯后代最终依然难以考取科举。举人担保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如果这些考生在考试中出现问题，担保人也会受到牵连。

除了罪犯后代，古代还有几类人是被禁止参加科举的：首先是“丁忧”的考生。所谓“丁忧”，指的是父母去世后，子女需要为父母守丧，传统上为期三年。在古代，孝道被看作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因此，无论一个官员之前的职位如何，在父母去世后，他必须辞去所有职务，回到家乡守孝，并且在此期间不能接受任何公职的召命。这一规定导致了“夺情”的情况，即强迫丁忧的人员上任，违背了传统的孝道精神。

其次是“娼、优、卒、隶”这类人群，指的是从事低贱职业的群体。娼即妓女，优是指演员和艺人，卒则是指官府的杂役，比如狱卒，而隶则是官府的低级差役。这些人群的后代，三代以内也不能参加科举。特别是在清朝，官府对于这些群体的子女有严格的限制。

另外，“工匠”和“商人”的后代也被排除在科举之外。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是“士农工商”，其中“士”是最为尊贵的群体，农民排在第二，工匠和商人的地位较低。尤其是商人，他们虽然经济条件优越，但社会地位始终较低。自唐朝起，商人及其后代便没有资格参加科举。

在明朝，朱元璋推行了“匠级制度”，对百姓的户口进行分类，规定子女必须继承父亲的职业。例如，如果父亲是军户，孩子就必须从军；如果是铁匠户，孩子则要继承父业。这种制度下，只有某些特殊情况下，家族成员才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

此外，和尚和道士也是科举考试的禁区。即使这些人后来还俗，也没有资格参加考试，除非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世籍。然而，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古代社会的影响力极大，许多修行者并不需要依赖科举考试来进入朝廷。在一些著名的寺庙和道观中，他们的地位往往不依赖科举，比如龙虎山的天师府。

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冷籍”制度。如果一个家庭的三代内没有人中举，那么该家族的后代将被排除在科举之外。以张謇为例，他的家族三代没有中举资格，后来为了报考科举，他不得不以他人名字冒充参加。由于这一特殊情况，张謇面临了许多困境，直到最终得以恢复自己的名声和资格。

最后，女性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地位较低，直到清朝中后期太平天国兴起后，科举制度才首次允许女性报名参加。傅善祥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状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性别障碍。

通过这些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对待罪犯及其后代的方式，甚至包括其他社会阶层的限制，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道德、权力和地位的重视。而如今，关于是否取消对罪犯子女的考公限制，社会的讨论仍在继续，反映了现代人对公平、法律与社会稳定之间平衡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