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学者林庚在《北平自由诗》中写：“当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时候/当谈笑声音十分高朗的时候/当昨夜飓风吹过了山东半岛/北平有风风雨雨装饰了屋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以北平为名，有种令人怀念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环境。作家薛燕平的最新长篇小说《北平无恙》的故事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彼时西医进入中国，以其科学的医疗手段很快得到知识界的追捧，而中医治病依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经方、验方，在当时的部分人群中，认为其治愈效果远不如西医。

一九二九年，随着国民政府在报纸上刊出议题《废止中医案》，中西医之间观念的纷争，彻底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舆论大战。北平的中医世家——齐家，深深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当时中医与西医的比较和对立，同时存在于这个家庭和这座城市。

值此书出版，近日，“从医学到文化——中西交汇处的无恙北平”分享活动在北京举办。《北平无恙》作者薛燕平与青年作家侯磊、青年诗人江汀共同追溯那个年代的北平，探讨了中西医的碰撞如何影响了那时普通人的生活，又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们。作家薛燕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琉璃》《铜壶》《作茧》《宽街》等，她的《琉璃》曾获老舍文学奖。

活动现场

中西医的碰撞

我们总是在跳脱自己习焉不察的文化语境时才对很多事情有了深刻的理解与观察，薛燕平写作《北平无恙》正是如此。她分享道，自己从小就是一个比较爱生病的人，对西医和中医多有接触。“后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欧洲旅居，在那边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这种中西碰撞在医学领域体现得更为集中。”以此为契机，薛燕平沉淀了一段时间，开始创作《北平无恙》。

《北平无恙》关乎历史中两个重要节点，薛燕平谈道：“其一是1928年，政府已经南迁到南京，北京正式更名为‘北平’；另一个是《废止中医案》，彼时西医强劲地进入中国，协和医院在1917年建成，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德国医院，实际上就是北京医院的前身。这些医院对中医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薛燕平

侯磊梳理了彼时中医的发展：“老北京过去有‘四大名医’之说，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在清末，中医详细划分可以划分成四类：儒医、堂医、乡医、铃医（江湖郎中）。儒医一般是儒生，国学家，身兼医学家，比如萧龙友是特别儒生的一个人，琴棋书画都好，后来下海挂牌当大夫；堂医就是坐堂大夫，从拜师抄方子做起，学到一定程度，师傅在旁边看着你号脉、开方子都行了，你就独当一面了。”

中西医之争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开始愈演愈烈，彼时提出“三废”，废中医、废汉字、废旧戏（废京剧）。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盛行，中医被视为“封建糟粕”。余云岫、褚民谊等留洋派以“旧医”贬称中医，主张以西医替代中医，认为中医理论“阻碍科学化”。1929年2月23日至26日，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中有诸多今天看来非常严厉的条文：比如禁止中医宣传与办学；现有中医需重新登记，50岁以下者须接受西医培训；禁止中医诊治传染病及开具死亡证明等等。

侯磊谈到，这样的背景之下，全国中医界当然特别不满，各地中医联合起来到上海请愿，请愿的代表里就有中医泰斗孔伯华先生，在当时造成很大的声势，《北平无恙》就是借这个背景写下的。

江汀谈到，今天出版的诸多作品都在回应这段历史，比如去年出版的《中文打字机》，还有一本名为《汉字革命》的书，都在揭示几代中国人为了奋发图强把国家命运扭转过来想的各种办法，“当时的人们觉得代表工业、代表逻辑的科学更有优势，但是一百年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更从容地看待这些问题。”

《中文打字机》

“如果从表面可以包容，总有一天它的精神也会相互渗透”

侯磊认为，其实中西文化远不至于如此对立。当时风靡一时的教会学校、北京租界里的小洋楼、三四十年代北京新市区的西洋化建筑等，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体现。“历史上很多事都是渐进渐变的，不是一刀切的，文化上不可能昨天全是中的，今天全是西的。”

薛燕平也表示，作为中国文化集中代表的中医文化，其脉络应该被更清晰地挖掘、阐明。因为“中医不是在单一地看问题。中医认为，人的疾病和人所处的环境、生活、背景都有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各种中国文化的融合。比如中医治病讲究阴阳结合，讲究经络，讲究身体的辨证论治，这已经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薛燕平认为文化包容其实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中西方饮食文化——很多外国人很喜欢中餐，很多中国人也很喜欢西餐。“如果从表面可以包容，总有一天它的精神也会相互渗透，我很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真正的交融和谐，这是我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内在精神。”

江汀则以黑塞在《玻璃球游戏》中设计的长老形象、尼采的哲学思想、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为例，介绍了东方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展现了中西文化的深度交融。

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城市

《北平无恙》的故事也带着读者回到一百年前的北平城。

书中的主人公齐通霖出身于北京胡同中的医药世家，原本企盼两位儿子能够子承父业，却终究失望落空。但同时，他是一个很隐忍体面、能担重担的人。这是让侯磊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形象：“他是比较体面的、成功的一位中年男人，有一定的财富和社会声望，但是他的内心有很多无法向外人道出的纠结、伤感，他的内心世界是很细腻的、丰富的。”而齐通霖的二儿子是一个典型的五四新青年。这个人物虽然接受了西化教育，但他的精神内核却依然是中式的，这与当时北京整体偏传统的文化氛围是相匹配的。因此，这一人物的性格“不是说像中国人，而是像北平人，真正的老北平人”。

书影

薛燕平表示，书中的冯临声是自己喜欢的人物之一。这一人物尽管在对中西医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最终却还是站在中医立场上为中医工作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冯临生也更符合民国时期普通人的特点，他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和态度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契合。

薛燕平的创作源于她对北京童年生活的回忆。“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创作来源是他的童年生活，他在哪里度过了童年时期，对于他一生的创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我而言，我是在胡同里完成我的创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北京，很多人会感叹印象中纯正的“京味儿”在逐渐消失，对此，薛燕平却持不同观点：“谁在这儿生活，都会给北京带来一种新的东西，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侯磊则对如今的京味文学持开放态度。他认为，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就是如此，人们无法强行将其改回原样。未来所谓的“京味儿”也许会更淡，甚至改变，那将是另一个时代。“不管哪个时代，北京都值得书写，因为每代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知识结构、每个作家的闪光点是不一样的。”

对于北京的变化，江汀乐观地认为，这恰恰是写作的源头所在，当作者感受到城市风貌的前后差异时，反而能够为作者带来创作的灵感。他引用占星学中的“南交点”（我们生命中要回去的地方）：“北京对薛燕平而言是一个‘南交点’，你总会回来，会重新审视这个地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以及城市历史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