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崇祯十七年，随着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明朝灭亡，中华大地上迎来了一个极其动荡的局面。四大政权相互角逐，分别是由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张献忠创立的大西政权，满洲人建立的大清政权以及南明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南明政权并不是单一的一个政权，而是若干明朝遗留政权的总称，包括了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以及明郑时期。弘光帝朱由崧，是明朝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崇祯十六年时，他继承了福王的爵位，明朝灭亡后，南京的一部分官员拥立他为帝。

那时四大政权并立，这使得许多曾效忠大明的官员面对了一道艰难的抉择——选择与谁为伍？从情感上讲，当然首选南明政权。毕竟这些人曾是大明的臣子，受皇恩浩荡，支持南明也能让他们显得忠诚不二，名声自然好听。然而，选择大顺政权或大西政权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历朝更替，谁执朝政也不过是“天命使然”。至于大清政权，几乎大部分人内心深处对其怀有强烈的反感，毕竟中原王朝一向以“天朝上邦”自诩，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为附属，甚至用“蛮夷”来形容他们。更何况，当时的明朝人曾称满洲人为“建虏”和“鞑子”，觉得他们野蛮不懂礼节。如今要为这些所谓的“蛮夷”效命，很多人的内心难以接受。

然而，事与愿违，最终却有大量文臣武将自愿投降清朝，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他们作出如此巨大的改变？归根结底，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是这些政权自找的麻烦。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许多明朝官员为了保全自己选择了归顺他，甚至出现了“衣冠介胄，叛降如云”的情景。但李自成的出身贫寒，对富人的敌视心理十分强烈，为了筹集军饷，他采取了严苛的搜刮措施，甚至抄家，谁敢反抗就会被处决。那些本来是为了自保才归顺的官员，眼看自己丧失了财产和人身安全，于是纷纷逃离。

另一方面，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后，非常注重收拢人心，他通过开设科举、任命地方官员为高级职务来获得支持。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许多明朝的官员选择投奔大西政权，资料记载显示，参与此举的官员数量超过了千人。可惜，张献忠最终还是采取了与李自成相同的做法——通过大规模搜刮官绅和地主的财富来应对财政问题。那些曾归顺的官员看到这一幕，心情极为失望，认为张献忠的“匪气未改”，他们开始选择观望，并等待时机。

在得知朱由崧登基后，南明的政权也开始展开一场南逃潮。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受到热烈欢迎，而是面临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厉审查。权臣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人为了打击政敌，指控他们曾归顺过“叛匪政权”，对这些人进行各种审查和迫害。而此时，清朝却展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汉族大臣洪承畴、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宣布愿意归顺的明朝官员，可以继续担任原职，唯一的不同是与满洲官员一起共事。更重要的是，清朝对于曾归降其他政权的官员表示宽容，既往不咎，只要他们真心归顺。

这种宽厚与南明政权的报复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不少明朝官员心生涟漪。清朝的政策不仅是宽容的，而且其实际操作也讲信用，许多投降的官员不仅未遭迫害，反而得到了良好的待遇，有些人甚至被提拔到更高的职位。随着越来越多汉族官员的归附，清朝的政权逐渐稳固，成功消除了来自各方的挑战，最终成为中原的主宰，开启了新一代的盛世局面。

参考文献：

《南明史·第一册》《圣教入川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