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科举考试制度，自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在这段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共举办了112次殿试，选拔了26747名进士。除了顺治年间的壬辰和乙未两科设有满汉分榜并且产生了两位状元外，清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稳固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逐渐形成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无论是满洲旗人还是蒙古旗人，始终不能问鼎科举的最高荣誉——状元、榜眼和探花。这些光宗耀祖的头衔，最终成了汉族学子独占的专利。

这一传统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的一次科举殿试中，突然传出了一桩令朝廷上下震惊的新闻——同治帝未来的岳父、蒙古正蓝旗的旗人崇琦，居然夺得了状元。这一事件在京城引发了广泛讨论，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崇琦，蒙古正蓝旗人，姓阿鲁特氏，家族背景显赫。其父赛尚阿在嘉庆、道光两朝备受宠信，官至协办大学士，咸丰元年时更被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然而，赛尚阿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由于“调度无方，赏罚失当”遭受严惩，致使崇琦一度被牵连，丢掉了工部主事的职务，家族也因此陷入衰落。

失去官职后，崇琦在家中闭门苦读，十多年寒窗苦读让他学业有了显著进步。恰逢同治四年的殿试，他决定试一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与了科考。

殿试的当天是四月二十一日，同治帝在保和殿亲自阅卷。此次殿试的主考官是武英殿大学士贾桢与军机大臣宝鋆。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265位贡士通过了考试。这些考生几乎倾尽所学，竭尽全力争取状元的桂冠。

虽然崇琦自知旗人不可能进入状元、榜眼、探花的前三甲，因此他并未抱太大希望，也没有紧张。正因如此，他在答卷时心情轻松，文思如泉涌，笔力如行云流水，迅速写出了大量文字，将自己十多年学识的精华尽情展现。

殿试后，八名读卷大臣开始批改试卷。试卷是封闭的，阅卷大臣只会在他们满意的试卷上画圈圈，圈的数量越多，名次越靠前。最终，崇琦的试卷上被画了八个圈，这标志着他在一众考生中脱颖而出。

同治帝虽年幼，但试卷上的圈数帮助他决定了排名。最后，崇琦的名字赫然在榜上。这一结果让两宫太后陷入了尴尬之中，因为根据清朝的传统，旗人从未获得过科举状元。如果定了崇琦，则意味着打破了祖制；但如果不按试卷成绩来选人，又显得不公正。最终，经过军机大臣和读卷大臣商议，决定“只论文字，何分旗汉”，并由恭亲王奕亲自上奏。两宫太后没有强烈意见，最终同意了崇琦成为第一位旗人状元。

崇琦一举成名，震动了京城。各种反应都有，既有人惊讶、有人羡慕，也有人不满。然而，最为动情的，还是崇琦本人。多年贫困，父子被革职，家道中落，崇琦从未想过自己会打破大清的祖制，成为状元。尤其是在家族曾一度落魄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如此荣誉，令他泪如雨下。

状元金榜题名后，崇琦的仕途一帆风顺。很快，他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庶常馆提调，随后又晋升为侍讲，成为河南乡试的正考官。到了同治九年，他被提升为功臣馆总纂，并负责日常的起居注工作。

同治十一年，崇琦的运气再度好转。他的女儿成功入选皇后，并最终成为同治帝的皇后。借此机缘，崇琦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并得以升任为内阁学士。原本仅为五品的他，迅速跃升为二品大员。不久，崇琦一家被调入镶黄旗满洲，门第因此变得更加尊贵。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的同治十三年，崇琦的女婿、同治帝驾崩，皇后也随之去世。失去了政治背景支持的崇琦，逐渐被边缘化。最终，直到光绪十年，他才得以重新被调回京城，担任户部尚书。

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崇琦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实际上是把一个极为棘手的任务交给了他。在京城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崇琦和荣禄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败退到了保定。国家破败、家园毁灭，崇琦在极度绝望中选择了自尽。据传，崇琦一家人全部随他殉难，死状惨烈，成为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为壮烈的牺牲之一。

慈禧太后得知崇琦一家壮烈殉难的消息后，十分感动，认为他“舍生取义，大节无亏”，特意按照尚书的待遇给予崇琦家族慰问和抚恤，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葬仪式，赐给他“文节”谥号，表彰其忠诚与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