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第8军的军长李玉堂接到了一项令人意外的命令——第8军要改为第十军。在个人层面，李玉堂对这个改动并未感到太多抵触，反而略感欣慰。之前的第8军只有第3师和第197师这两支乙种部队，而经过番号的更替，第十军则增添了第3师、190师和预10师三支部队，升格为甲种军。尽管如此，从军队地位来看，第十军的番号显然无法与历史悠久的第八军相提并论。毕竟，第8军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是老牌的精锐部队；而第十军则有着北洋直鲁军的背景，曾被认为是杂牌军的代表。

当李玉堂对于番号改动有所犹豫时，明眼人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番号更换，尤其是看到第8军再次被撤销时，大家都不禁心生疑虑。身为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李玉堂并不陌生于军中流传的种种说法。难道这次第8军的番号之变，背后另有玄机，尤其是关于蒋中正与“八”这个数字的微妙关系？

果然，李玉堂的猜测是正确的。从某一时刻起，蒋中正对数字“八”产生了不寻常的排斥。按理说，“八”是个象征着富贵和繁荣的数字，尤其是在蒋中正崛起的广东，甚至将“八”视作“发财”的象征。然而，这个象征好运的数字，却似乎对蒋中正并不友好。

这一切要从北伐战争谈起。在北伐初期，北伐军有七个军，其中前两个军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由黄埔军校的学生组成，代表了蒋氏力量的核心。第三军由滇军的朱培德指挥，第四军是李任潮的粤军，第五军属于李福林的“绿林军”，第六军则是程潜的湘军，最后由新桂系的第七军组成。随着北伐的推进，第八军在1926年6月由湘军第4师扩编而成，唐生智被任命为军长。这个新成立的第8军，无意间成了蒋中正首次遭遇“逢八不顺”困境的起点。

有一次，蒋中正身着戎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背上，前往视察第8军。第8军的军乐队奏响，气氛相当庄重，但谁知蒋中正的坐骑突然受惊，剧烈的跳跃让他摔了个大马趴。这一幕不仅令蒋中正感到尴尬，也成了唐生智眼中的“暗示”，他开始散布蒋中正在第8军面前不得志的说法，进一步加深了与蒋中正的对立。此后，唐生智不仅三度反蒋，而且每次都失败了，而第8军也因此屡次被撤销。

蒋中正对第8军的感情可见一斑。在抗战初期，第8军曾一度恢复编制，由宋子文通过与八国银行团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税警总团也由此得以装备。然而，第8军的表现依然未能达到蒋中正的预期，甚至因战争中指挥失误导致九江的迅速陷落，蒋中正对此极为失望，最终决定再次撤销该番号。

随着抗战的深入，第8军的番号频繁更换，每一次的重建或撤销，背后都有蒋中正对“八”字的排斥与疑虑。1940年5月，作为第8军的第六次撤销后，第8军的番号再度消失，而原第8军中的第3师则被拆分出去，重新组成了第十军。

有趣的是，在蒋中正不断与“八”字作斗争的同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反而在享受“八”字的好运。陈济棠领导的部队也使用了“八”这个数字，担任第八路军的总指挥。然而，由于蒋中正对于“八”字的反感，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并未得到善终。最终，这些“八”字的命运交织成了蒋中正长时间的心理阴影。

对于蒋中正来说，不仅仅是第8军，任何带有“八”字的部队似乎都无法获得他认可。最终，蒋中正的这种对“八”的偏见和恐惧，不仅影响了军事战略，更渗透到了他对待军事人员和部队编号的方式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