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朱元璋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并建立了自己的官制系统，依旧沿用龙凤纪年，并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由于张士诚自立为吴王的事件发生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所以历史上，张士诚被称作“东吴”，而朱元璋则成为了“西吴”王。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停滞，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开始了对张士诚的全面进攻，揭开了长达数年的战斗序幕。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愤怒似乎已经积压了十年，这场长期积怨的最终爆发，预示着对张士诚的彻底摧毁。

说到张士诚，许多人可能会感到疑惑。毕竟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决战中，局势如此危险，张士诚为何保持沉默，难道不应该趁机背后偷袭朱元璋吗？朱元璋当时可能会解释，这正是张士诚性格懦弱的体现。可从历史的最终胜利者来看，朱元璋的解释不容质疑。尽管如此，朱元璋并未完全忽视这个潜在威胁。他在集中主力与陈友谅作战的同时，还特意留下了三位“克星”来监视和应对张士诚：耿炳文、吴良和李文忠。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能有效抵御张士诚的进攻。耿炳文和吴良分别被封为长兴侯和江阴侯，从他们的封号来看，这两位显然在防守方面表现突出，几十次成功抵御吴军进攻，始终未曾让张士诚得手。而李文忠的战绩则更为惊人，自19岁起，他便成为张士诚的“克星”，并在战争中屡次获得胜利，未曾败北。随着朱元璋的势力逐渐强大，张士诚的窘迫也愈发明显，连心气都逐渐丧失，仿佛已经无力再抗衡。

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时，张士诚显然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背后暗算朱元璋，威胁其后方，虽然胜算不大，但一旦成功，可以极大削弱朱元璋的实力。其二是按兵不动，静观其变，让两方相互消耗，最终从中渔翁得利。显然，张士诚选择了后者，他希望两人势力消耗殆尽后，自己再趁机坐收渔利。

与此同时，朱元璋并未掉以轻心，他在战事初期就将徐达从鄱阳湖前线调回应天，以防万一。朱元璋信心满满地表示：“吾以达留守，缓急可百全也。”而徐达此前在浙江一带取得了显著战果，令张士诚感到压力山大。与此同时，李文忠、耿炳文、吴良等人则组成了坚实的防线，令张士诚无从突破。

然而，尽管朱元璋对此保持高度警觉，他却没有忽视一个细节——敌人常常会轻敌犯错。张士诚当时无疑是认定自己可以从战争中的僵局中获益，于是他在背后悄悄积蓄力量，期待两大对手斗得你死我活。而这也意味着，张士诚若能成功，最有可能借此机会得到更多的实权和地位。

但天意弄人，在关键时刻，陈友谅在战场上中了箭，失去了指挥能力。此刻，朱元璋和张士诚的命运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朱元璋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登基之路，而张士诚，则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末日。

历史的进程并未因此停滞，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攻击终于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展开，并持续至翌年四月。经过长达半年的攻势，张士诚的东吴军队被迫撤出长江以北，甚至连张士诚的故乡高邮都被攻占。面对无路可走的局面，张士诚被迫接受现实。

在战争打到这个地步时，朱元璋显然已经不再看张士诚为对手，而更多地视他为“亡命之徒”。尽管如此，朱元璋依然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发出挑战：他下令发布檄文。这种文书原本用于揭露敌人罪行，激起民众的愤怒，但朱元璋却以檄文来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决心。

这篇檄文中，朱元璋列举了张士诚的八大罪状，虽然其中有几条确实涉及张士诚的行径，但更多的却是与元朝政府的冲突。比如，张士诚曾涉嫌背叛元朝，或勾结反贼，但实际上朱元璋也并非完全与元朝割席断交，尤其在当时，他还未完全脱离元朝的影子。檄文的特殊之处在于，朱元璋不仅仅在声讨张士诚，还在悄然向天下宣告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王朝的创建者。

在这一过程中，朱元璋通过精心的谋划，不仅摧毁了张士诚的防线，还利用火器等新型武器，突破了对方的城防。平江之战正是朱元璋火器运用的经典案例，通过持续的石炮和投石机攻击，最终将坚固的平江城彻底摧毁。

尽管张士诚坚守了长达八个月，但最终面对资源的巨大差距，他的城池仍然沦陷。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平江城被攻破，张士诚被俘。尽管他拒绝投降，并坚守自己的最后一口气，但这也未能改变他的结局。他在前往应天的途中神秘死亡，至此，张士诚的传奇也画上了句号。

虽然历史中的张士诚往往被描绘为一个没有远见、军事能力平平的失败者，但若从他早年的反元斗争以及他在江浙地区的治理来看，这一评价未免过于简单。张士诚的政治智慧和一定的军事才能，在他的统治期间曾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尤其在江南一带。尽管他最终败北，但在乱世中，任何一位能坚持这么久的反叛者，都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