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期，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给中国带来了一线希望，认为中苏关系有可能即将恢复。毛主席作为深谙政治之道的领袖，擅长抓住时机，迅速做出应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派出了由周总理领导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然而，周总理一到莫斯科，便发现情况远没有预期的那样乐观。苏共的新领导班子并没有修复与中国关系的意图，反而计划继续对中国采取敌对姿态。面对这种局面，中国究竟该如何应对？如何才能迫使苏联放手？

周总理此行表面上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但他的真正目的却是借此机会与苏共高层沟通。结果他见了所有苏联领导人，却发现他们的态度出奇一致：继续贯彻赫鲁晓夫时期对华的政策。赫鲁晓夫为了树立政绩，继承了斯大林的强硬做法，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这种政策让中国深感反感。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表示：“坚决反对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虽然这展现了中国不畏强权的立场，但也因此与苏联产生了严重的外交摩擦。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坚称苏联二十大后的路线是集体决策的结果，而非赫鲁晓夫的个人主张，并对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表示“没必要”。在一次宴会中，苏共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曾对周总理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这句话令周总理感到极为愤怒，他毫不客气地回击道：“你在胡说什么？”随即准备愤然离席，以示决心和立场。

事后，周总理将此事告知勃列日涅夫，没想到勃列日涅夫竟然将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淡化为“酒后失言”。这一事件让周总理深刻意识到，此次莫斯科之行注定是一次失败的外交行动，苏联根本没有意图缓解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一直在挑衅中国的底线，试图破坏中国的内政。

当时的苏联自信满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无视外部威胁。然而，中国有一句古话：“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积善可以成德，但恶行却往往能摧毁一切。马利诺夫斯基所谓的“酒后失言”，可能恰恰是他的真心话。

尽管苏联的实力在当时不可小觑，但过度的自信却让他们陷入了危险。中苏建交多年，尽管中国一度对苏联充满尊敬，甚至在某些方面愿意追随苏联，但政治的敏感性远超任何一个国家的感情，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中国的警觉性便无比高涨。

周总理此行无功而返后，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目的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并非不在乎与苏联的关系，但我们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力量施加政治压力，即便这个压力来自曾经的“老大哥”苏联。中国将坚定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1965年初，越南问题日益严重。美国对越南北部的空袭让局势愈加复杂，苏联被迫派遣柯西金前往越南进行调解。但在柯西金到达越南后，美国对苏联的空袭直接让苏联陷入两难：美国要求他们调解矛盾，却在他们到达时发起攻击，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65年2月，柯西金从越南赶往北京，寻求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会面。此次会晤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后，第一次有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首脑的会谈。柯西金此行的两个主要任务，是邀请中国参加3月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并劝说中国协助为美国的撤军寻找“出路”。然而，中国坚决拒绝了后者的要求。

中国明确表态，越南问题根本不关中国的事，中国不会为美国的撤军寻找所谓的“出口”。柯西金明白中国的立场，但苏联显然从未真心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而是不断给中国设陷阱。

1966年12月，苏共中央公开批判毛主席，甚至宣称：“毛泽东及其反帝国主义、反共政策进入了危险阶段。”这显然是在为勃列日涅夫的干涉中国做铺垫。与赫鲁晓夫不同，勃列日涅夫的反华政策重点在军事上，他认为军事威胁才是对中国最有效的制衡手段。

中苏关系愈加紧张，苏联不断在边境挑起冲突，1960至1964年间，苏联在中苏边界挑起了200多起冲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这一数字暴增至4189起。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珍宝岛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大规模侵入珍宝岛，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虽然中国军队成功击退了苏联侵略者，但苏联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向外界展现他们的军事力量，并为未来可能的进一步侵略做铺垫。

苏联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反击。然而，苏联低估了中国的能力，特别是在核武器方面。中国早已秘密研发核武器，并且成功完成了多次核试验。柯西金在访华时曾与周总理讨论过核打击问题，但当周总理明确表示中国绝不会屈服时，柯西金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已经掌握了核技术。

在1966年10月，苏联与美国同时检测到来自中国的巨大振动信号，疑似核试验的迹象。这一发现让苏联重新评估中国的核能力，并最终导致柯西金请求勃列日涅夫撤回边境的百万大军。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而中国的决心与实力也被逐渐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