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戴笠，许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军统；而提起军统，大家也往往会想到戴笠，两者之间关系密不可分。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后，军统立即经历了一系列调整，直到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军统几乎没有再显露出重要影响力。

然而，尽管戴笠对军统举足轻重，他在军统的职务却一直停留在副局长这一层级。军统自成立以来，共经历了七任局长，但戴笠始终未曾担任正局长这一职位，颇为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这七位军统局长中，有三位最终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也恰好印证了那句老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际遇和政治归宿。

要弄清为何戴笠未曾出任军统局长，必须从军统的历史演变开始讲起。

1926年5月，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立夫成立了一个名为党务调查处的机构，这也是后来中统的前身。起初，这个调查处的任务仅限于对党员身份及情况的调查，职责相对单一。

但到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清剿共产党及进步人士，招致了大量敌对势力，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少反对声音。为了巩固对下属的掌控，蒋介石又赋予党务调查处调查党员思想倾向和派系隶属的权力，令其职能从单纯的党务调查转向情报特务工作。

作为一个特务机关，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力和广泛的特权，否则许多秘密工作难以开展。蒋介石虽授予了权力，但其性格多疑，看到党务调查处（后来更名为党务调查科）人数迅速膨胀，担心机构会变得庞大难控，遂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模式，创立了复兴社。

复兴社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且被视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专门负责情报收集和暗杀行动，这个特务处正是后来的军统雏形，而戴笠则担任了特务处处长一职。

蒋介石有意让党务调查处和复兴社这两个机构的职能高度重合，以此制造彼此间的竞争和制衡，双方因此明争暗斗、互相牵制，正是蒋介石所乐见的局面。

然而，抗战前夕，国内形势动荡不安，蒋介石为便于统一指挥，将这两个机构合并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该局下设两个处：一处由徐恩曾继续负责党务调查，二处由戴笠主管情报工作。

次年，国民党情报系统再次调整，一处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则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戴笠则被任命为军统副局长。

由此可见，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安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忧戴笠将来实力过大，难以掌控。军统本是为了牵制中统而设立，若又让军统成为一股庞然大物，便会产生新的隐患。

因此，蒋介石在给予戴笠权力的同时，刻意限制其地位和官衔，避免其权力超出可控范围，以防反客为主。

此外，戴笠未能担任正局长，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资历不足。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而复兴社“十三太保”几乎全部是四期以前的资深人物。在国民党重视资历和辈分的环境下，一位资历较浅的年轻人坐镇高位，必然引发内部不满和权力斗争。

早年戴笠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时，就曾有不少人向蒋介石告状，反对他担任更高职位。若真让戴笠成为军统局长，内部的纷争只会更加激烈，影响机构稳定。

戴笠之所以能够赢得蒋介石的信任，更多是依靠一些“手段”，但也因蒋介石身边许多人对他持敌视态度。

1927年北伐时期，蒋介石从黄埔学生中挑选十人组建密查组，专门刺探军阀动向和侦查进步人士，戴笠就是其中之一。他极为积极，曾密报20多名左翼学生，最终这些学生遭到反动派清洗。

理论上，这种“立功”行为应获得嘉奖，但戴笠左等右等却始终没有得到哪怕一句口头表扬。他深感上级“贪功”心重，自己无法晋升，便另辟蹊径。

他常常大胆地在蒋介石必经之路拦车递送情报，起初老蒋以为他是沽名钓誉，不以为意。但戴笠坚持不懈地送情报，逐渐激起了蒋介石的兴趣。

细看之下，蒋介石发现戴笠提供的情报不仅数量远超其他组员，而且准确度极高，于是开始重用他。密查组解散后，戴笠被破格提拔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负责收集各地军阀动态。

这期间，戴笠走遍太原、济南、保定、平津等地，掌握了冯玉祥、阎锡山、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的大量情报。尽管如此，由于身份较低，他见蒋介石一面都不易，辛苦收集的情报只能托人转交。

时间一长，蒋介石身边的人都对戴笠极为反感，参谋、侍卫、司机见到他常嘲讽道：“小瘪三又来了”。其中以王世和态度最为恶劣。

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首任侍卫长，备受宠信。他瞧不起戴笠这个晚辈及其所做的特务工作，常当面训斥，甚至动手打他。

戴笠还未崭露头角便惹来如此多麻烦，若真身居高位，必定矛盾更多，工作难以开展。因此，让他做副局长既能赋予实权，又能防止他势力过大，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个权衡之计。

至于那个名义上的军统局长，蒋介石则不愿轻易放权。除首任局长陈立夫外，其余六任局长均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这六人分别是钱大钧、林蔚、贺耀组、张治中、周至柔和商震。

理论上，他们都身居要职，是蒋介石极为信任的亲信。但其中贺耀组、张治中、商震三人去世后被安葬于八宝山，象征他们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有所分歧。

张治中在军界极有名望，主张和平与共和，是唯一一个未曾与共产党交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国共和谈后留京，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贺耀组和商震则资历深厚，均为同盟会老成员，北伐时已有军长身份。贺耀组对共产党态度友好，多次借职务帮助共产党，1949年曾与龙云等人在香港发布起义通电，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常委；

商震虽未在新中国任职，1946年起担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后长期在日本生活，但始终关心祖国。1974年和1975年两度回国，受到朱德、叶剑英接见。其去世后骨灰获准安葬于八宝山。

不过，军统的真正灵魂人物始终是戴笠。蒋介石不让他担任正局长，反倒成了明智之举。

抗战结束后，军统在戴笠领导下发展成为庞大机构，成员约30万人，渗透至国民党各个重要部门。戴笠还建立了一支独立于军队系统之外的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该部队仅听命于他本人。

如此强大的势力让蒋介石感到难以完全掌控。然而还未等蒋介石采取行动压制戴笠，戴笠便因飞机事故意外去世。随后军统被缩编改组为保密局，忠义救国军也被整编成交警总队，戴笠一手创建的军统，从此不再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