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以其独特的史学视角和“写实”的方式，将从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它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人物形象，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既没有掩盖历史的阴暗面，也没有盲目渲染英雄人物的光辉。尽管如此，这部史学巨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忽视的错误，某些细节甚至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议。

从客观角度看，这些“错误”大多数并非出于主观故意，而更多的是因为史料缺乏或某些史实不为司马迁所知。本文将聚焦于其中一个颇为离奇的错误——司马迁竟然把两位历史上相隔一百多年的“晋文侯”搞混了。这个历史失误是如何发生的？通过战国竹简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揭开其中的谜团。

晋国的“晋文侯”有两位：一位是晋穆侯的儿子姬仇，另一位则是晋献公的儿子姬重耳。值得注意的是，晋文公的“公”并不代表晋国成为了一个“公国”，因为当时许多小的诸侯国国君都开始自称为“公”，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国家发生了质的变化。晋文公的“公”应视为一种尊号，实际上，晋文公本来也可以称为“晋文侯”。

《史记·晋世家》中记载，在城濮之战之后，周襄王通过王子虎的策命，任命晋文公为“文侯”，其中包括周襄王所赐的“晋文侯命”。其中记载到：“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此记载显示了周襄王对晋文公的极高评价。然而，《左传》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版本，称周襄王派遣策命给晋文公时，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非“父”，且其中的具体内容也大相径庭。再者，晋文侯的名字是姬仇，而晋文公的名字则是姬重耳，二者的姓名差异明显，姬仇似乎更接近“义和”这一表述。

这里的关键在于，司马迁的《晋文侯命》与《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差别巨大，反而与《尚书·文侯之命》几乎一致，而《尚书·文侯之命》中的背景则是周平王册命晋文侯。因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司马迁引用了《尚书·文侯之命》中的内容，却错误地将其解释为周襄王的策命，而非周平王的策命。

按理说，司马迁不应犯下如此离谱的错误，但现实却是，他的确犯了这个错误。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混淆历史？事实上，后世的战国竹简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或许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关于晋文侯，史记中简单记载了“文侯立、文侯卒”的内容，几乎没有提及他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通过战国竹简的考古发现，我们得知晋文侯实际上是左右历史局势的风云人物。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后，晋文侯并未如《史记》所描述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立”和“卒”，而是参与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竹书纪年》和《清华简》等战国文献中明确指出，晋文侯在周幽王死后，参与了周携王的废除及周平王的立继，推动了周平王东迁的重大历史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晋文侯不仅帮助扶持周平王，还主导了周东迁的过程，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后来的周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但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并没有在《史记》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即使有《左传》和《国语》记载了这一事件，司马迁似乎并未对这些史料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在《史记》中的记录异常简略，甚至没有提及周携王的存在。这一现象至今仍然让学者们感到困惑。

原因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并未接触到《竹书纪年》或《清华简》这类重要的战国文献，因此对于这段历史缺乏直接的证据；第二，司马迁可能未曾深入理解东西周交替时期的复杂历史背景，即使左传和国语中有相关记载，他却没有细致地研读和整合这些史料，导致错失了揭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

总之，司马迁将《尚书·文侯之命》误解为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事宜，实际上是一种史料缺失和理解偏差的产物。我们不应对司马迁的这一错误过于苛责。事实上，在当时没有现代考古成果和史料的情况下，能够编写出《史记》这样的史学巨著，已经是他史学才华的极大体现。偶尔的错误在史学著作中并不罕见，它们反而增添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