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建立以来，一直未设宰相一职。尽管如此，由于中原文化的深厚影响，朝廷内外的非正式场合，常常还是以“宰相”来尊称内阁大学士。然而，严格来说，只有内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的人才能称为“宰相”。如果要更为精确地定义，那就是内阁首辅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官员，才算得上“真宰相”。

在清代的官场上，尊荣的称谓常常被滥用，尤其是乾隆之后，很多协办大学士有时也被称为“相国”。这一现象在一些野史与笔记中尤为突出，常常把官员称作“宰相”、“中堂”或“相国”，这些称呼层出不穷，几乎没有任何界限。然而，在官方的文献和正史中，宰相的称谓仍然相对严谨，特别是御史等官方人员翻阅历史文献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三位重要人物皆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但只有左宗棠和李鸿章常被尊称为“左爵相”或“李中堂”，而曾国藩则鲜有被称为“曾相”的情况。

为何同为内阁大学士，曾国藩却不被称为“宰相”？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首先，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的湘军集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当时，咸丰皇帝曾明确表示，谁能攻克金陵，便可封郡王。出乎意料的是，满洲贵族对曾国藩心生忌惮，认为大清没有给异姓封王的先例，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清朝历史上早有多位异姓封王的案例，曾国藩本身便处于这一传统之内。

曾国藩，毫无疑问，是清代最具权势的总督之一。作为两江总督，他拥有着调动四省军队的绝对权力，甚至连江宁将军也得听命于他。这种权力是后来的左宗棠和李鸿章所无法比拟的。在同治年间，曾国藩晋升为协办大学士，成为一位重要的朝廷高官。然由于慈禧太后对他的深度猜忌，他不得不主动裁撤湘军，从而避免了被清朝政权的内外威胁。这种处境导致了当时的人们，在称呼上也对曾国藩有所保留，直到他去世后，官场中大多称他为“文正公”，而非“曾相”。

曾国藩的仕途起步顺利，早年在翰林院中任职，素有“十年七迁”的美誉。他在创建湘军时，正是以正二品侍郎的身份起步，随着军功的积累，逐步升为总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等职务。然而，尽管曾国藩的地位与影响力不言而喻，他的称呼始终未被冠以“宰相”。与之对比，雍正年间，鄂尔泰作为云贵总督升为大学士，但当时民间并未称他为“中堂”或“宰相”，直到他被调入京城，担任军机处领头大臣后，才真正被视为宰相。

左宗棠的情况与曾国藩有所不同。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升任东阁大学士并被封为二等侯。在一些野史中，左宗棠未到京城之前，外界普遍称呼他为“左爵爷”。然而，在光绪七年，左宗棠应诏入京，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了四大名臣之一。此后，左宗棠的官职和称谓发生了变化，他被尊称为“左爵相”，这意味着他在清朝的官场地位已达到了宰相的水平。尽管如此，由于“中堂”一词的发音与“左宗棠”的名字相似，同僚们普遍认为这样称呼他有失尊敬，因此，大家通常称他为“左爵相”，而不是“左中堂”。

李鸿章的仕途与曾国藩、左宗棠不同。李鸿章的最高官职包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海军衙门会办大臣等多个职务。他深度参与了晚清的外交事务，并且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在朝廷内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李鸿章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力，官场中普遍称他为“李中堂”或“李相”，不管是生前还是去世后都没有改变这种称谓。

清代地方督抚的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曾国藩作为汉人督抚的先驱，为其后的汉人督抚打下了基础，但他并未活到汉人督抚真正“作威作福”的时刻。清代有“同光中兴”的说法，指的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纷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曾国藩虽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因去世过早未能享受到这一波红利。假如他能再活十年，他的声望将无可匹敌，宰相的称谓也将是理所当然的。

在清代的官场中，外省总督即便拥有大学士的头衔，仍无法被称为宰相。乾隆时期，宰相的称呼几乎不曾出现在官方文献中，乾隆皇帝本人也不赞同这一称呼。即使是福康安这样的宠臣，同僚们也不会轻易称他为“宰相”。整个清朝历史中，唯一被皇帝正式认定并记入正史的宰相，是刘统勋。乾隆三十八年，刘统勋作为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去世，乾隆帝极为悲痛，并为其追谥“文正”，盛赞他为“真宰相”，这是清朝唯一一次帝王亲口承认的宰相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