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最初的主要作用是打破贵族家族对官场的垄断，帮助平民百姓通过考试获得官职地位，因此科举制也被称为“寒门出贵子”的途径，得到了广泛的赞誉。然而，直到唐朝灭亡，也没有出现预期中贫寒家庭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盛况。真正的寒门子弟，想要通过科举脱离贫困，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呢？

唐朝是科举制度逐渐成熟的时期，进士科成为了主要考试科目，殿试和武举也在这一时期设立。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士子，成为官场上备受瞩目的明星，许多人更是成为朝廷的重臣。《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记载，唐朝历史长达289年，共有141名状元和830名进士，这些优秀的士子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那么，这141名状元和830名进士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身寒门呢？值得一提的是，“寒门”指的是家境贫困、几代人没有官职背景的家庭。

首先来看状元。根据《新旧两唐书》和《登科记考》的记载，141名状元中，只有5人是出身寒门。但这些所谓的“寒门”，从家庭背景来看，却并非真意义上的贫寒。例如其中的卢肇、苏检和裴说三人，就有着相对优渥的家庭背景。卢肇，来自江西分宜，公元843年考中状元，曾祖父是袁州刺史，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地位显赫的官员，甚至他还曾拜韩愈为师，显然不符合“寒门”的定义，更多的是属于家道中落的士族家庭。苏检，出自陕西武功，894年考中状元，虽然家境较为普通，但妻子聪明能干，且擅长诗文，显然家庭条件并非困窘。至于裴说，来自广西桂林，虽然其家族是因战乱迁移到广西，但他依然出自山西裴氏这样的大户人家，背景深厚，可以说也是士族出身。

再来看进士。根据《新旧两唐书》的记载，830名进士中，近71%（589人）出自士族大姓，13.13%（109人）出自小姓，剩余的15.91%（132人）来自寒门。具体到这些132位寒门出身的进士，平均下来每2.2年才会出现一位寒门子弟中进士，数量之少可见一斑。而这些寒门子弟，也几乎都出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或有名宦之家”，因此严格来说，他们也不能完全算作是“真正的寒门”。

那么，为什么唐代的穷人很难通过科举脱颖而出呢？《太平广记》中的一则记载可能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一个名叫张汾的考生在长安应试时与官员刑君牙谈话时抱怨道：“在京应举，每年当用二千贯文，皆出往还。”这句话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每年需要花费二千贯文，大约相当于2000两白银；二是这笔钱大部分花在了人际交往和送礼上。按照当时的标准，2000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人民币，这对于穷人家庭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实际上，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存在“行卷”和“公荐”的弊端。

所谓“行卷”和“公荐”，即考生在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要先将自己的诗文卷轴交给达官显贵或文人学士审核，若有推荐，成功率便大大提高。要获得这些推荐，考生往往需要通过送礼和人际交往来建立关系。历史上，我们熟知的诗人王维和白居易，正是因为得到了岐王和顾况的推荐，才最终考取了进士。如果没有这些推荐，即便才华出众，也难以顺利中榜。因此，富有的家庭可以通过这些社交关系和资源，增加中举的机会，而贫困家庭则无力承受这些巨大的花费和人际成本。

除了“行卷”和“公荐”之外，考生还需要承担其他昂贵的费用，如长途跋涉的交通费、在京住宿的食宿费以及购买书籍文具等各项开支，这些费用同样让寒门子弟望而却步。而这些费用几乎是穷人家庭无法承受的，尤其是在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已经捉襟见肘。

唐朝的科举制度看似是为百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惠及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社会资源和经济基础的中等和上层家庭。真正的贫寒家庭，很难在这种环境下有所作为。

唐朝的贵族集团主要包括关陇八大家和五姓七望两大势力。在唐朝初期，李渊、李世民等人就出自关陇集团，朝中重要职位几乎都被这个集团所垄断。李世民为了削弱关陇集团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最终在659年成功打击了关陇集团的势力。关陇集团衰落之后，五姓七望集团逐渐崛起，利用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迅速壮大。五姓七望，如荥阳郑氏和清河崔氏等家族，在中唐时期接连产生了多位宰相，形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

这些贵族家族掌控了朝政，也在科举选拔人才时偏向自己的门第，倾向于从贵族内部寻找人才。科举制度本身也受到这些贵族势力的影响，他们不愿看到贫寒家庭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五姓七望在科举制度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的子弟常常能够通过推荐或家族背景轻松通过科举，极大地压缩了贫寒家庭子弟的上升空间。正如范阳卢氏家族，在中唐以后，每年都有大量子弟参加科举，最终累计考中进士的人数超过了百人，这一现象也反映了贵族通过科举制度进一步巩固自己社会地位的现实。

因此，唐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理论上为贫寒家庭提供了上升的机会，实际上却更多地倾斜了有权有势的贵族家庭，寒门子弟要通过科举实现飞跃几乎是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