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巡视制度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延续与发展，因此它在许多方面参照了汉朝的巡视模式。可以说，唐朝的巡视制度既继承了前朝的传统，又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进行了创新。唐朝的巡视类型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其中中央的巡视主要有皇帝亲自巡视、皇帝派遣史官进行巡视，以及中央监察机构对地方的巡视。地方上的巡视则主要由地方行政长官实施，同时也有地方巡视机构负责对所属区域的监督。

在这一体系中，巡视官员是巡视活动的核心，不论是由皇帝直接派遣还是中央监察机构派遣的官员，都直接影响到巡视的效果。巡视官员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监督工作的成效，这也反过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实际运作。因此，巡视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培训至关重要。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从秦朝到唐朝，都实施了严格的地方监察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方式逐渐增多，制度也日益完善。唐朝时期，中央的巡视机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皇帝亲自或遣使巡视，另一种则是由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组织进行的定期巡视。

皇帝亲自巡视，既是为了考察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风民俗，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监督。通过巡视，皇帝能够直接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并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奖惩。这种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较为可靠，减少了官员上报的信息失真，避免了中间层层传递时可能产生的偏差。因此，皇帝巡视成为了中央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唐朝初期皇帝的出巡频率较高，而后期出巡的次数则大大减少。

皇帝的巡视活动通常会使用“幸”、“巡幸”、“巡狩”、“临幸”、“游”、“巡”等词汇来记载。自秦朝以来，历代皇帝的巡游大多是以政治目的为主，目的是通过亲自巡视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向百姓传递“君权神授”和“德配天地”等思想，借此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并通过这些仪式强化思想控制。古代的社会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人们常通过祭祀神祇来祈求丰收和安定。因此，皇帝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自己对民生的关注，并借此强化君主的神圣地位。

例如，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太宗便曾亲自到钟南山拜谒孔子庙。这不仅是一个宗教活动，更是政治象征，通过祭拜具有象征意义的庙宇，皇帝向百官和百姓传达了其治理国家的思想与理念。此外，皇帝的巡视活动还包括民情调查。例如，唐高祖在武德二年（619年）便曾以微服私访的方式深入百姓中，考察民生民情，也有时以狩猎为名进行巡视，并在过程中了解民间疾苦。

不仅如此，皇帝出巡期间也会采取一定的惠民措施，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便曾免除赋税徭役，赈济贫困百姓。这种“免税”和“施恩”的行为有助于提升皇帝的威信，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皇帝不仅能够增加民众的支持，也能巩固其在政权中的地位。

皇帝巡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发现并惩治腐败官员。自古以来，地方官员的管理一直是政治治理的关键环节，而州县官员直接影响着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若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必然损害皇帝的统治威信，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因此，皇帝出巡不仅仅是对地方风俗民情的考察，更是对官员廉政与否的监督。

例如，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在回京途中，途经蒲州时，发现赵元楷因贪污腐败而悔恼自杀。而在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皇帝巡视陕州时，发现刺史卢怀慎治理得当，便在其办公地点题词赞扬。这种巡视不仅能够激励廉政，也能够起到震慑贪官的作用，从而确保地方官员能够恪守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地方经济与民生的稳定发展。

然而，唐朝后期，随着藩镇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中央的实际控制范围逐渐缩小，加上官僚体系的腐败，皇帝的出巡次数明显减少。即便如此，个别皇帝仍会进行巡视。例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皇帝依然出巡祭祀神灵，祈求国家风调雨顺。而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于京城长时间没有降雨，皇帝亲自祈雨，显示出皇帝亲自治理的决心。

总的来说，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皇权是所有权力的源泉，皇帝视国家如家，关注国政建设，尤其是地方治理。加强地方监察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更是保障政治稳定的核心手段。唐朝后期，随着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官僚体系的腐化，皇帝的巡视活动大大减少，但这一制度的核心意义依然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