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削桐作琴

编辑|削桐作琴

自明朝中期以来，中国长期稳居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纪录在2023年被印度超越。尽管中国人口依旧超过14亿，但生育率的下降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这也引发了对马寅初人口论的反思和质疑。

如果当年马寅初没有提出他的“人口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那么当今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逐渐恢复稳定，民众生活安定，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在战乱年代，中国未曾进行系统的人口统计，每当问及人口总数时，只能以“四万万同胞”来代替具体数字。直到1953年，新中国迎来了首次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11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了数据：全国人口大约为6.02亿。

全国上下为这一数字欢欣鼓舞，但教育界的马寅初却看到了潜在的问题。他认为，人口的过度增长并非好事。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从战乱中恢复过来，社会急需经济建设，而人口众多的优势自然显现。毕竟，“人多力量大”曾是许多人的共识。

然而，马寅初始终认为，过快的生育率将成为国家发展的负担。为此，他亲自前往南方城市进行调研，并发现了问题的苗头。在浙江的乡村，许多家庭的孩子数目异常庞大。经他分析数据后发现，江浙地区的年人口增长已达到2-3%，这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增长范围。

1955年，当中国正忙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且初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果时，马寅初在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尽管如此，马寅初依然坚信自己的观点，并在1957年6月的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指出，人口的过度膨胀会对国家带来诸多隐患，提议实施全国范围内的节育措施，并希望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人口爆炸”问题。起初，马寅初希望国民能自觉选择晚婚晚育、避孕等方式来控制人口增长。然而，很快他意识到，单靠民众的自觉是不现实的，于是，他开始建议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在马寅初看来，国家要实现快速发展，最关键的不是人口总数的增加，而是提升人口素质。他的观点引起了部分高层的关注，国家开始重视人口过快增长的潜在影响，部分共识逐步形成。然而，社会各阶层对此并未完全接受，加上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政策的推进受到了阻碍。

1962年至1973年间，人口猛增了3.2亿，这一巨大的数字开始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大量社会资源被迫倾斜到儿童教育上。1970年，周恩来总理首次在会议上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概念。接下来几年，政府不断讨论“计划生育”应采取何种具体措施，最终决定在1978年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并于1979年推出“只生一个好”的政策。此后，“只生一个好”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成为国策，人口增长的速度开始显著放缓。此时，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开始成为社会主流。四十多年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依旧延续，直至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那么，假如当初没有计划生育，今天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溯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每年以两千万的速度增加，若没有人口控制，这无疑将对国家的粮食储备造成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若经济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国家难以富强，人民也无法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经济发展也将陷入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就业。人口多而经济差，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者。过剩的劳动力既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又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治理社会的难度加大。此外，环境压力、医疗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等问题也将层出不穷，国家若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人口管理中，又谈何发展？

女性在无计划生育限制的社会中，可能面临更多的生育压力。过多的生育会给身体和心理健康带来负担，尤其是对于那些选择早婚早育的女性来说，这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选择。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坏”问题。它是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国情做出的政策决策，旨在寻找国家最合适的发展路径。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逐渐放宽了二胎政策，这表明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也有了更多的承载力和灵活性。

尽管现代社会面临着诸如生活成本高、职场对怀孕妇女的不公平待遇等问题，这些都是现实中的挑战，但国家的政策始终致力于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曾经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如今对人口生育的支持，政策的核心都是为了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现实难题。

对于那些抱怨养育孩子成本过高的家长而言，往往正是因为他们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条件，这才导致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不应过多纠结已发生的历史，而应关注如何在现有的政策引导下，为国家贡献力量，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